蔡昉：如何破解中国“未富先老”困境

近年来，公众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和“养老”问题。中国因特殊的国情、国策使得这些问题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为了让广大党政干部更深入了解这些问题的特点、根源及应对之策，我们特别采访了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先生。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是怎样的？推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因素有哪些？

蔡昉：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改革开放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方向作用，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从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

从整体趋势看，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将加快，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从2010年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预计在2010年—2020年的10年间，这个年龄的人口将减少2934万。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2010年为13.3%，预计在2020年将达到17.6%。

推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从很高的水平，在短期内降到很低的水平，随后长期处于这个低生育水平上。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总和生育率（即妇女终身生育的平均孩子数）多年以来即为1.4，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毋庸置疑，中国已经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特点与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何特殊性？

蔡昉：迄今为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按照我们的估算，人口抚养比（即少儿和老年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对1982年—2000 年期间人均GDP的增长，作出了26.8%的贡献。但这个“人口红利”正在减少。“人口红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机会窗口”，通常用人口抚养比结束其下降趋势的时间来表示，抚养比的计算定义是：把16岁以前和65岁以后的依赖型人口做分子，把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做分母，计算两者的比率。我们看一看中国的特殊性何在？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遇到我国今天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情况，“二元经济”最显著特征即劳动力无限供给开始消失，发展经济学家把这个变化叫做“刘易斯转折点”。韩国则是在1970年前后迎来这样的转折点。

假设我们今天遇到了这样的转折点（我更倾向于认为发生在2004年），来跟其他亚洲国家就“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做比较。首先，日本人口红利消失是1990年之后，人口抚养比随后开始上升。其次，韩国在2013年几乎和中国一起，人口窗口关闭，或者说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然后迅速失去人口红利。泰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时间，也和我国几乎是重合的。但是我们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距离日本1990年的水平以及韩国目前的水平，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2010年我国人均GDP只是韩国的25%，甚至也低于泰国的水平。最后，再看一看比我们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他们还有若干年人口红利可以收获。总之，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在我们前面还是在我们后面的国家，都可能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或者在资本和技术上，或者在劳动力上，但是我们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太早了，新的比较优势窗口尚未开启。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后者效果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经历的老龄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政策挑战。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如何理解“未富先老”？“未富先老”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

蔡昉：这几年我国老龄人口迅速增加，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占全部人口比重的 6.8%，2010年已经达到了8.9%，按照传统的定义，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就是老龄化社会，目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却在下降，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从“倒U字”的上升期过渡到下降期，人口红利消失，人口抚养比从2013年开始将止跌反升。也就是说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就将失去充足劳动力供给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依旧属于发展中国家。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上发生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未富先老”。“未富”意味着，我们并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使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变得昂贵了，资本似乎便宜了，但资本并未成为丰富的要素，丧失了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

说中国社会“未富先老”不可简单理解为老年人多了，需要补充人口。“未富先老”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低的情况下，就迎来了较高的老龄化程度，以致形成经济增长减速、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和资金不足等挑战。一般而言，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伴随高速经济增长，会共同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导致工资上涨，也就是常说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提高，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就必然会相对弱化，这意味着产业结构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就中国的实际国情来说，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物质资本积累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有着巨大差距，因而无论是在资本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中国都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也就意味着“未富先老”的中国失去人口红利之后，经济发展可能逐渐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在短期内却不能获得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从这个角度讲“未富先老”是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时期所面对的特殊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的机会之窗过早关闭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无法提高，经济的强劲增长难以保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也是不错的。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资源重新配置。劳动力的流动，实际上是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部分。仅仅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对1978—1998年期间GDP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就达到21%。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从而转移速度的减慢，劳动力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淡化。目前经济保持高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的投入，其实全要素生产率对这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下降的。所以“十二五”期间要想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下工夫。深化体制改革，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强技术创新能力，从而提高技术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