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诗鹏：中国精神的当代建构与呈现（2）

二、现代中国精神生成的三重内涵

中国精神，在西式现代化开启以前，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精神，学界常常称之为“天下”关怀，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近代早期西方思想界将中国称之为中华帝国，直到莱布尼茨、沃尔夫以及早期启蒙思想家们，仍然将中华帝国及其卓越的治理看成是欧洲的典范。但是，从19世纪上叶起，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击垮了中国的天下意识及其帝国的自足。中华民族遭受到自形成以来从未遇到过的来自于异邦的强大挑战与攻击。中国被强制性地置于重新规划过的世界政治地理的空间，甚至于其亚洲主体的地位，也在随后一百年间遭到来自于近邻最直接的挑战与侵略，且直接引发中华民族的现代生存危机。但正是在逆境乃至于绝境中，现代中国愈挫愈奋，百折不挠，并在不断探索中通过诉诸于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及复兴道路的探索，从而不断生成现代中国精神。

由此，现代中国精神的生成包含三重内涵。

第一重内涵即中国民族精神依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向现代中国国家精神的转化。这一转化的起点，当追溯至明末清初心学传统下中国早期启蒙的开启，在那里包含着华夏及天下意识面向现代国族的初步自觉。这一转化虽因西式全球化及资本主义强力介入而中断。但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仍是现代中国的主题，无论新旧儒家传统，还是道佛法诸传统，还有中华诸民族及地域传统，在最近200年间均经历了一次面向现代世界的实践转向，并成为现代中国精神积聚与重构的基本资源。

第二重内涵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内在地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及其西方民族国家框架、通过人类解放及阶级解放从而指向且引导着非西方民族及国家独立解放的学说，这一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开始向东方扩张时期的现代性学说，在中华民族必然要发生一场现代转化、但依其固有的转化力量已难以应对西方强力时，显然有理由成为现代中国崛起的理论资源，而现代中国正是在告别诸多认同或屈从于半殖民地或殖民地的君主立宪主义、民族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等思潮过程中，通过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转化，从长时段的历史逻辑上说，不仅引导而且也融入了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

第三重内涵即在开放的现当代世界中现代中国精神的建构。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建立，西方特别重视民族主义资源，强调通过国族的集聚与认同，实现社会与国民动员，并形成相应的国家精神，如英国精神、美国精神、法国精神（诸国家精神都有相应的哲学思想传统，如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启蒙思想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显示国家精神相应的思想基础）。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或国族主义成为抑制一度泛滥的无政府主义及民粹主义的有益资源。现代中国在建立过程中，也吸收了西方民族国家及其国族建构的经验，而且在今日全球化时代，中国依然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有关国家精神建构的优秀经验，以更好地建构现代性并应对现代性问题，从而对人类文明的当代重建作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