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行政话语模式从独白走向对话（2）

三、政府话语的转变与重构

在当今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政府全面垄断和控制话语的做法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随着社会进入网络化的时代，公民社会的力量日益崛起，公民(网络)问政蓬勃发展，这也“倒逼”政府话语的转变和重构。政府及其官员开始适应网络时代的要求，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实现话语的转变，并推动了行政话语的重构。

1．回应性话语的增长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公民参与的新通道，也激活了公民问政的热情。人们开始就广泛的议题对政府提出质询或质疑。相应的，政府必须要承担起“解辩性责任”，及时就公民的声音做出回应。比如，200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居民收入的数据后，社会公众对这些数据提出各种质疑，表示个人收入“被增长”了；8月6日，国家统计局专门召开新闻通气会，对统计方法、口径和范围等问题做出了解释。2009年底，哈尔滨、济南等地推行水价调整听证会，甚至出现了代表“扔水瓶”抗议的情况，引发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和质疑。对此，国家发改委2010年1月份在其网站上连续刊出6篇文章，就听证会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和回应，并承认听证会制度还有问题。此外，政府及其领导人通过网络回应民意诉求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了。

2、民意回应机制的建立

随着网络问政的发展，各种民意回应机制也陆续建立起来，具体的做法主要包括：(1)建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和网络发言人制度等，2003年“非典”过后，各级政府开始建立和完善起新闻发言人制度，2008年以来，面对网络问政的热潮，地方政府开始了建立网络发言人制度的探索，一些地方还设立了“网络问政观察员”；(2)建立政情民意互动的网络平台，比如人民网、新华网、各级政府门户网站都建立了政民互动平台，具体如“有话问省长(区长、县长等)”等专栏、市民论坛、领导人信箱、领导人留言板等；(3)建立健全网民留言办理工作机制，比如山西省出台了《网民留言办理工作实施方案》，广州市建立起网络问政的“问－答－办－督”的四进程制度，兰州市政府规定，对网民留言的回复，原则上不能超过10天等。

3、政府及其官员全面触网

早在2003年“非典”期间，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就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网络民意的重视。2008年和2009年，胡锦涛和温家宝又分别通过网络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激励了民众通过网络来表达意见，也引导各级政府官员重视和关注网络民意，探索与民众互动的新形式。尤其是，近年来政务微博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政府发声的重要窗口。据人民舆情检测室不完全统计，“人民网新浪微博、腾讯微博和人民网微博3家微博平台就有比较活跃的党政机关微博400多个；其中，公安微博最为活跃。一些政府通过微博成为网络红人，拥有数十万级别的粉丝；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实名认证的政务微博“上海发布”坚持民生话题，积极与网友进行互动，拥有超过百万的粉丝，引领了政务微博的网络旋风。政府及其官员的主动“触网”，重建了政民沟通的话语环境，提高了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效率。

4、政府话语的重塑

长期以来，官方的话语中充斥着大量空话、套话和大话等，留给人们的往往是严肃、刻板、僵化和乏味等负面印象，也与民间话语体系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然而，随着公众话语权的勃兴，一些政府官员也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口语化、个性化和亲民的语言。比如，在政府机关的招聘广告、公路安全的宣传语以及政府部门的内部沟通中，出现了所谓的“淘宝体”、“凡客体”、“微博体”等“网络体”公文。春节时期，一些地方的政府采用网络语言给网友拜年，如云南省委省政府的“神马都是浮云，科学发展才是真经，转变发展方式最给力”。网络语言是民间智慧的结晶，朴实自然，幽默风趣，极具亲和力和传播力。采用网络体语言是否规范和严谨虽然值得商榷，但政府通过网络语言来加强与公众交流沟通的诚意无疑值得肯定的。

5、官方话语的新姿态

在传统的政治体系中，政府官僚是“父母官”，高高在上，很少倾听民众的声音，也不会就其作为对民众进行解释和说明，更不要说感谢民众或向民众道歉了。民主政治是权利的政治，也是负责任的政治，要求政府尊重人民，并为其作为接受赞誉或批评。比如，2009年3月，在第24届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结束后，哈尔滨市委市政府发表感谢信，感谢全体市民、环卫工人和志愿者等的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并对交通管制措施给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特别是，自2003年启动行政问责制以来，一些政府官员开始就其工作上的失误或失责问题而向公众公开道歉，道歉的事由也从重大的责任事故扩展到日常工作的过错等，许多地方政府还建立起官员道歉制度。作为官方的话语行动，政府表达的感谢或道歉，折射出政府对于民众的敬畏，也是权力回归其服务本质的体现。

总之，在高度网络化的时代，随着公众话语权扩张，行政话语的形式和内容正在得到重构，政府及其官员的言说策略也在发生积极的转变。这些是社会形势发展所提出的要求，也是政府主动运用网络技术来改善言说效果的结果。

四、独白与对话：行政话语模式的理想类型

行政话语及其言说的方式，是政府与民众之间权力关系的函数。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建构和生产了各自的话语，并决定了话语是以何种形式和途径表达出来。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下面主要从公民与政府之间权力关系的角度来建构两种理想的行政话语模式，即“独白”的话语模式与“对话”的话语模式。

(一)独白的行政话语及其运作特点

独白是一个隐喻，界定了一种主要以自言自语或自说自话为主要特征的话语模式。由于政府在社会权力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掌握着大量的话语工具，因此，独白首先让人看到的是政府的独白，即只有一种官方声音的单向传播过程。政府不仅以强势的姿态进行言说，也控制着作为听众的公民的言说；其它的声音即便不说不存在，但最多也只是一种陪衬和背景音乐。政府独白的另一面，是公民的独白。由于政府压制公民的话语空间，排斥公民话语的出场，公民同样只能自说自话，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其利益诉求。

在独白的行政话语模式中，政府的话语是垄断性的，一元化的，更是自我赋权的。官方话语唯我独尊，畅行无阻，声调高，嗓门大，不允许其它声音来捣乱的。就算是有一些噪音或杂音，但在强势的政府话语体系中，也根本无法引起人们的关注。信息由政府单向地流向公众，公众只是被动的接收者，任何反对的或不顺从的声音，要么被视为异类，打入另册，要么被视为对权力的挑战，给予强力的压制。而为了需要，独白的话语也可以允许一些不同意见的出现，制造出公共话语生机勃勃的“虚假繁荣”，但真正的意见却被这种压制性、专断性的权力结构所湮没。

归根结底，独白的话语是权力本位的话语。政府官僚以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身份向民众进行表达、说教和灌输，彷佛他们所言说的，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们所做的和将要做的，就是公共利益所需要的。政府想当然地将其意志、价值和利益塞进公共利益的结构中，并为其行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辩护。独白的话语压制其他的话语，拒绝了意见沟通，排斥了对话和观念分享，也就排斥了理性，并难以避免地趋于专横和狂妄。民意即便不完全是一种标榜，但也注定只能成为无足轻重的存在。在权力表演式的言说面前，民意是没有位置的，而那些被允许的表达则不过是独白话语的另一幅面孔。

独白话语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做什么就是什么，不允许质疑，也不允许反对。作为听者的公众则成了被动的“收音机”，日益丧失自我言说的能力，并习惯于盲从和接受，这也反过来进一步再生产了独白的话语，强化了政府话语的支配性和垄断性地位。当然，独白话语抑制了表面上的异见和分歧，扼杀了社会话语的多元性，取消了其他社会主体的表达空间，这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了社会的冲突和矛盾，也方便了对社会和公众的控制和操纵，甚至有助于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

但独白话语的弊病也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独白的话语容易助长政府官员的傲慢自大，目中无人；政府的声音很大，但却没有交流和对话，也没有真正的听众；由于取消了反对者以及理性的辩论，独白的话语无法检验和修正自己，导致问题和错误得不到矫正，还会引发普遍的质疑和不信任。其次，政府的独白话语，遏制了民众的话语空间，切断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交流，也摧毁其他话语的正当性基础，制造了公民的驯服和谦卑。而且，在维系独白话语的地位的过程中，强权的运用必然会牺牲社会群体或公民的利益；最后，独白话语的再生产使政府话语变得愈益形式化和刻板化，这将抹煞了社会事实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加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还会固化了社会的利益格局。

(二)对话的行政话语及其主张

行政对话是一种建立在民主价值观之上的治理理念。对话模式承认各种话语的正当性，给予其公平竞争的机会，主张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彼此的分歧和争端，尤其是主张政府与公民都是平等的言说者，通过理性沟通和平等对话来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相比于政府在独白话语中的“真理代言人”角色，对话的理念从根本上否定了政府话语不证自明的权威性。各种话语共同存在，相互竞争，互相影响，公共的话语不再是一家之言，也没有绝对的真理，而是各种不同声音互相竞争、融汇贯通所形成的合流。独白话语不容置疑的权威让位于讨价还价的过程，独白话语的权威刚性则向着弹性和妥协的话语转变。

对话理念秉持自由平等的协商理性，要求政府与公众彼此尊重，理性讨论，也承认协商和进步的乐观可能。因为“当一个人通过互动和对话而面对其他人时，他或她就可能超越其原有的想法，达成一种新含义的理解。”如果说独白话语看似一场寂静的独角戏，但却充满大量对立冲突的潜流，对话模式下的治理更像是一场喧哗的交响乐，看似混乱，实际上却是有着内在秩序的美妙旋律。因为“在话语中，我们期望着意义之战，我们期望着争辩、论证、反驳，而不是和谐的异口同声，也就是说，参与对话的双方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他们之间既是平等的，同时又是对抗的、相互辩驳的。”也许达成理解和共识的过程是艰难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宝贵的社会财富。毕竟，独白的话语只能形成脆弱的命令与服从关系，只有平等对话才能谈得上建立诚信合作的伙伴关系。

对话模式主张参与者必须要态度真诚，相互信任，否则就会破坏对话的基础。这是对政府和公民的共同要求。作为权利本位的话语主张，对话对政府施加了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也对政府提出了广泛的要求和期许。对话的理念要求，政府必须承认其有限的理性和权力的限度，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政府权力不仅必须要自我约束，同时还要承担起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的责任，如公民的平等权、表达权、知情权等。只有充分尊重和保障这些公民权利，公民才有可能说话，才有可能参与交流，才能谈得上对话。具体的要求很多，如依法信息公开、保障舆论监督的权力、疏通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建构政民沟通的平台等。

行政对话要求相互倾听，尤其是要求政府官员必须倾听民意。“充分倾听能够增强人们之间的真正理解，甚至形成共鸣，因此也就增加其发现、解决公共问题的共同基础的可能性。”倾听要求使政府官员放低姿态，设身处地地去倾听那些被忽略的声音，了解到更为复杂细微的情况，对不同的观点保持开放的态度。而“一个不会倾听的公共行政者会被认为是一个官僚分子，只忠诚于‘行政’。那些不会倾听的人会错过他们本该更好地了解的信息。”在某些情境中，政府官员需要做的，恰好就是去倾听。公民所想要的，也许只是政府官员的倾听。

行政对话的场域不再是政府说而民众听的单向度的灌输过程，而必须是政府与民众互说互听、双向互动、上下交流的动态过程。在对话的话语模式下，多元的话语踊跃出场，彼此竞争，令人眼花缭乱，一定程度增加了行政过程的成本和负担，比如增加了更多程序性的要求，延长了协商对话的过程，也会让政府官员面对更多的压力，影响到政府的行政效率。但是，经由平等对话建构起来的协商合作的治理秩序，不仅其平等、开放、宽容和理性的精神更加富有感召力，而且也会有利于减少矛盾冲突，防止错误和失败，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