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行政话语模式从独白走向对话（3） − 社会 − 理论大视野 − 文库 − 宣讲家网

五、从独白转向对话：行政话语转向的现实逻辑

独白的话语模式与对话的话语模式，都是为了理论分析而建构起来的“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是纯粹的，但也是不现实的。任何现实的行政话语只是更多具有某一模式的特点而已，而不是完全对应于其中某一模式的。换言之，任何行政话语都同时包含了独白和对话的元素，问题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问题。

当前中国的行政话语也同时具备独白和对话的要素。就政府话语的危机而言，可以看到，无论是一些大话、官话还是套话，还是各种各样的“雷语”，以及那些难以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或调查结论等，都是较为典型的独白话语，反映出恣意妄为的权力意志，表明了政府与公民之间严重的权力不对称。而且，由于“官本位”传统根深蒂固，个别政府官员特权意识膨胀，政府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所以才会不断再生产出这些忽视民众的情感、需求和利益的话语。一些官员表面上将人民或群众挂在嘴上，但他们说出来的话，以及傲慢的说话方式，却揭示了真实的权力生态究竟是什么样的。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公民社会的力量逐步成长，民主和法治的规范也日渐确立，社会权力日趋多元化，逐渐形成了制约权力及其话语的力量。特别是，在当今网络化的时代，人人都有一个麦克风，人们开始自主地对官方的话语进行某些“抵抗”：(1)对政府官员的不恰当的言行如“雷语”等进行“围观”，表达关注和批判；(2)对于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或调查结果等，直接表示质疑或怀疑；(2)针锋相对提出“反权力”的话语，如“欺实马”、“俯卧撑”和“被字句”等，表达对官方话语的抗议；(3)建构新的民间话语，如网民自行调查或组织调查团去获取真相。这些不仅解构了官方的话语，也扩张了公民的话语权。

在前网络时代，政府也许可以通过控制话语工具，如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等，来建立垄断性的官方话语。但网络技术终结了这种历史。网络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匿名性、透明化和去中心化等特点，瓦解了政府独白话语的技术基础。随着民主观念的流播，权利驱动的公民问政从各个方面展开了对政府话语的挑战。面对汹涌如潮的网络民意，政府只能顺应多元社会的需要，建构多元对话的平台，并积极参与社会对话，努力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事实上，不仅政府的积极触网取得良好的沟通效应，而且在民主恳谈实践、参与式公共预算、行政听证、工资集体协商、环境保护圆桌会议等领域中，通过对话来解决复杂的利益问题已显示良好的治理效应。

从独白的话语模式转向对话的话语模式，是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权力格局调整的必然结果，也是网络技术介入社会生活所产生的蝴蝶效应之一，还是公民智识和能力发展的副产品。

1．政治的民主化。民主政治的发展，强化了对政府权力的制约，要求政府更为公开、透明和负责任，也培育了公民的权利意识。随着民主价值体系的形成，“以吏为师”的政治传统已经成为历史，政府官员高高在上的说教也失去了社会土壤。在日益透明的政治环境中，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限制越来越多，政府及其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广泛的关注，并接受民众的审视、质疑和批评。公民已经不甘于做一个公共事务的旁观者，也不满足于做一个公共服务的被动的接受者，而是要求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和意见，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行政过程中去，实现公民的主体资格，影响政府的决策和行动，用公民权利来锁定政府的航向。

2．社会权力的多元化。话语是权力的函数，谁掌握权力，谁就拥有话语权，话语权的多少对应着权力的大小。独白的话语是一元化的或政府单中心的社会权力结构相匹配的，两者相互建构，互为强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被打破了，社会逐渐形成了多中心的权力格局，包括国际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内的各种社会行动者，都掌握和拥有不同的资源和权力，并且都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表达格局。特别是，在充满异质性的多元社会中，要想协调和平衡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需求，就必然要通过平等的对话来达成谅解和共识。作为主要的治理责任者，政府必须要建构多样化的对话渠道，听取各种不同的声音，为错综复杂的治理事务寻找答案。

3．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突破了疆域和时空的界限，也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垄断性，为人们自由地获取和交换信息以及平等交流，创造了更加直接、方便和快捷的平台。网络降低了政治参与的门槛，拓宽了利益表达的空间，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拓展了信息传播的范围，是实现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有效工具。网络技术还促进了自媒体的繁荣，使话语权从集中走向分散，消解了政府单向度的话语权，奠定了多元话语共生的土壤。网络架设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使政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变得及时、便捷和畅通，公民通过网络途径来积极地进行利益表达，政府及其官员也利用网络来进行言说，这从根本上重构了行政的话语环境。

4．民众智识和能力的提高。专制政治的逻辑起点是，老百姓是愚昧无知的。事实上，由于落后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受教育水平很低，民众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关心公共事务，也缺乏政治参与的知识和能力。专制政治推崇“以吏为师”，作为知识精英的官僚阶层垄断了知识，也独占了社会的话语权。但是，现代社会的大部分民众都接受了基本的教育，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具有专业知识，也掌握了许多公共治理的相关知识，还具备关注公共事务的热情。这些不仅是公民话语权成长的基础，也使之拥有了影响政府话语的能力。比如，在华南虎事件、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等公共事件中，网民的意见极大地狙击了官方的错误观点。而像“欺实马”和“被增长”等具有“反权力”色彩的网络语言，也都显示出草根阶层的智慧。

总之，伴随着政府单中心的统治格局朝向多中心治理格局的转变，行政话语也将逐步从政府独白的话语转向多元对话的话语。人们必须要重视交流，善待彼此，互相倾听，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来分享经验和知识，协调彼此相异的观念和利益。行政对话是一个包含着利益的表达、说服、讨价还价以及互为交易的社会过程。“民主谈话还能够有助于建立议程，有助于探索情感的共鸣、联合和爱情，有助于维持自主权，有助于目睹事实，有助于表达思想，有助于重新阐明观点，并且有助于从观念上对事物进行重新认识。最为重要的是，民主谈话能够有助于社区建设，有助于改造公共利益、生产公共物品以及培养积极的公民。”这些效果有的已经初步显现出来，有些则还需要进一步的培育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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