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重大战略决策成败在实事求是（2）

如何实事求是地进行决策？

实事求是是历史的概念、科学的概念、发展的概念，只有坚持历史的、科学的、发展的决策观，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决策。那么，什么是实事求是决策的方法论呢？这不是来源教科书，而是来源于决策的实践、人民的实践和地方的实践。由此，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真知来源于实践。它是指认识和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毛泽东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飞跃。一般来说，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实践既是决策者检验真理和正确的标准，也是检验谬论和错误的标准，因此要重视政策实践（试验）在决策中的应用。重视实践，是当代中国取得成功的主要经验，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政策实践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国家。

二是政策来自于群众。它是指决策是“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这是毛泽东所提倡的基本的领导方法。党的政策就是党领导人民行动的指导。好的决策应当反映民情、顺应民心，符合民意，因此在决策时需要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即“问计于民”，需要充分适应人民群众的需求，即“问需于民”。党的决策，就是要掌握充分多的情况，汇集充分多的智慧，代表充分多的意见，把人民群众的意愿、要求和利益变为可实施的行动手段。在中国，人民群众民主参与的过程，不是西方式的让渡决策权的过程，而是全面参与决策的过程，中国已经在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辩证统一方面创造了崭新的中国经验。

三是决策来自于地方。它是指决策是“从地方来”，再“到地方去”。这是邓小平所提倡的中国改革的方法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进行决策，面临着极大的信息和知识的不确定性、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也面临着各种政治、社会、经济的风险，不可能用一种创新、一种模式、一种政策、一种标准来治理中国。这就要让掌握更丰富信息、更接近人民、更了解区情的地方获得更大的决策权限与空间，让地方决策成为中央决策的“源头活水”，让中央决策成为地方决策的“百川汇海”。

以上三者构成了实事求是决策的方法论。它们之间不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彼此之间也形成了内在逻辑：有什么样的社会实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理论；有什么样的社会理论，就会指导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实践；它们都贯穿于历史的、科学的、发展的决策之中，不断演进。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是一项风险活动，并不能自动取得成功，在许多情况下常常会出现失败，这如同自然科学的反复实验，总会在多次失败之后有新的发现，有新的成功。科学的决策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少犯错误，并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特别是不能重犯以往的错误和低级的错误，并善于以较少的失败取得较大的成功。

决策哲学是综合的政策制定的哲学。实事求是不是孤立的决策哲学，而是一个决策思想集。要做到实事求是，还需深入分析实事求是的思想内涵，建设决策的软实力，特别是加强决策的体制机制和人才建设。那么，如何加强决策的体制机制建设呢？又如何保证决策成功，还能够保证及时纠正决策失误？

实事求是有两大支柱：调查研究、民主集中制。这是党长期以来在决策中形成的优秀传统，也是决策过程的基本路径和核心机制。与实事求是的决策哲学一样，它们也是中国具有原创性的决策思想，是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

第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体现了科学决策的价值观。邓小平同志指出，先作调查研究，然后才有发言权。开会也好，作决议也好，搞文件也好，都要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总结经验，制定方针政策，这就是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一切决策的先决条件。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正确的策略只能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陈云指出，决策最难的是要优先弄清楚情况，做工作要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用在研究情况，用百分之十的时间用来决策，这样的决策才有基础。

调查研究，有两个基本特征：

首先，重视与群众路线的结合。要搞好调查研究，就要真正联系群众。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实事求是是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决策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决策哲学。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调查研究不能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群众路线是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有效措施，深入基层，倾听下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调查研究的基本工作方法。

其次，强调发展的决策观。实事是永恒变化、发展、进步的，求是也因而需要永恒地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以变迁的国情为对象的决策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决策哲学。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调查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第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体现了民主决策的价值观，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决策的根本组织原则。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集中决策，为中国建构了一个以民主决策来驱动科学决策的模式。

一方面，要求走群众路线，为群众意见广开言路，将群众的（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集中，再坚持，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基本的领导方法。这是重要的决策信息采集机制，是掌握“实事”的听声筒。

另一方面，要求实行有民主监督的集体决策，建设既有核心，又有集体的领导班子，防范个人迷信和家长作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决策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委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这是重要的决策风险防控机制，是确保“求是”的安全阀。

同样，民主集中制也是一个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反复循环过程，既有利于集思广益，也有利于形成政治共识，既有利于高效作出正确决策，也有利于及时纠正错误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