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式危机与突围：亟待产业升级转型

王文亮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泰国、土耳其的工厂也开始生产同样的产品，人工成本远远低于中国国内。“东南亚一些国家，只要700元人民币就能找到一个成熟的生产工人，在中国沿海，至少需要3500元，这造成一部分的订单流失。”

今年35岁的刘文钊正带着3个员工打包所有的公司货物，他打算从温州市区的写字楼撤离，搬迁到靠近郊区的双屿街道。这位身材瘦弱的温州个体老板，做了十多年服装外贸业务的沙场老将收缩战线以降低一些房租成本。

“如果不搬迁，房租将占到今年公司利润的30%，公司的经营根本难以为继。”他告诉本刊记者。

随着这几年的楼市暴涨，日渐高企的租金，最终波及实体经济的生存，从制造企业到商贸公司的运营成本节节攀升，坚持或者搬迁，如何抉择？

从市区搬迁到郊区

刘文钊从1999年开始做外贸，主要做服装和鞋子的出口，是温州比较早做外贸的一批人。当年才20多岁的刘文钊，每年都跑两次广交会，拿着样品鞋在广交会上摆一个摊位，外商订货后，他就拿着订单，到温州的各个中小鞋厂下订单，在约定的时间内，将货做好后，交给物流公司，将货出口到欧美客户的手中。这个行业让他过着体面又低调的生活。

但这几年来，因欧美国家遭受金融危机，订单下滑。“以前能做到120万美元一年，现在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数字，因为人民币升值和国内人工成本的增加，我的利润越来越少，现在净利润只有4%左右，而最高时有10%左右的利润。”刘文钊表示公司经营的压力非常大。

他考虑搬迁办公室。他的公司一共有4个办公人员，属于典型的小微公司，原先在温州马鞍桥附近租住100多平方的办公室，一年的租金就接近12万元，按照签订的合同，房东还要每年递增15%的租金。

“我这里的地段，写字楼的价格，从2000年的不到1万元一平方，涨到现在的每平方4万元左右，400多万元的房子，房东收10万元的房租，也不算太贵，但公司真的已经无力承受了。”刘文钊说，他也能够理解房东。

在双屿街道，刘文钊租住到一个二楼的厂房内，有300多平方的面积，租金7万元左右。他的公司里还有3个员工，他们都是外地到温州来工作的年轻人。刘文钊说，在温州一套像样的公寓，租金都要3000多元，现在这些员工的工资只有5000元一个月，只能做到拼租搬到郊区后，他将办公室隔壁的100多平方厂房挪腾出来，装修成宿舍，安排这些工作人员的住宿。他表示，虽然地方远一点，但是员工的生活环境会宽松一点。

来自湖南浏阳的员工刘萍告诉本刊记者，她现在每月的工资是5300元，与2005年刚到温州时的1800元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除去房租后，净收入的增加幅度并不大，现在搬到郊区后，房租由老板承担，每个月能省1200元钱，也就是增加了1200元的净收入。

类似刘文钊这样，为降低成本，将公司从市区搬迁到郊区的现象，这两年在浙江地区并不少见。

“鸡肋”广交会

刚刚从广交会回来的刘远显得灰头土脸，这次他几乎颗粒无收，连参展费都收不回来。

在宁波做外贸公司的刘远自称外贸个体户，他形容自己的广州之行是“打酱油”，即便是打酱油，也花掉了5万多元的费用。

“在广交会，与人合租一个摊位，与老客户见见面。”刘远说。

作为外贸企业的重要平台，被称为“世界第一展”的广交会，是外贸企业交流的重要平台，刘远说，广交会如果不去参加，老客户也无法维系；去参加，发现也是疲于奔命，收获不多。

刘远的公司在宁波市江东区的一幢写字楼里，浙江宁波被称为外贸企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这里依托有利的港口和长三角地区发达的制造业，在服装成衣和灯具电子等产品出口业务上，有着强大的竞争力。

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1年，宁波进出口总额达到980亿美元，其中出口605亿美元，宁波出口总额位列全国城市第五，是一个经济外向度很高的开放城市。宁波的外贸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有着上万家的外贸公司和物流公司，5个宁波人中几乎有一个人从事外贸行业。

刘远说，在广交会，到处可以看到宁波交易团的身影，但是许多人跟他一样，都是单干的挂靠个体户。

回顾这些年的外贸行业发展过程，刘远告诉本刊记者，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外贸行业一直高歌猛进。2009年，外贸行业订单有一定的复苏，但是到2011年，订单又急速下滑。

这些年来，人工成本不断增加，“美元对人民币从当年的8.20到现在的6.25，这损失的全部是利润。”刘远告诉本刊记者。

挂靠节省费用

刘远告诉本刊记者，他的公司为了降低成本，采取类似挂靠的方式来经营，以降低成本。据本刊记者调查，这样挂靠的外贸公司，在宁波有一定比例。

挂靠外贸公司的运作模式在宁波比较成熟，找一家大的外贸公司，在其公司内部设立部门，一个部门其实就是一个合伙制的小公司，三到四个从事外贸公司的个体户，一起租赁该公司的一个办公室和样品陈列室，就将公司组合完毕。

合伙人共同雇用数个办公室工作人员，平摊这些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开支了。“公司需要会计，如果不挂靠，必须自己请，找一个兼职会计，也需要1500元，这些都是开支，挂靠后就能节省这些费用了。”

外贸从业人员张国庆告诉本刊记者，挂靠公司不仅降低成本，关键还能省去一些麻烦。“如果自己开公司，每年的工商税务和银行，这些都要去搞好关系。这对我这样的个体经营者来说，是为了省事省时间。”

据张国庆介绍，挂靠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是出口退税的人民币兑换业务。按照挂靠的协议，部门所有的资金往来都通过挂靠公司走账，一般出口退税在三个月后资金能到账，挂靠公司则可提前把货款和退税给挂靠的个人。按照签订的挂靠协议，挂靠公司收取合同金额的1.6%作为挂靠费，这也是挂靠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

张国庆和刘远等4个人成立一个部门，挂靠在宁波某外贸公司名下，他们一起雇用了7个员工，据2011年的财务统计资料，每年花费房租10万元，人员工资25万元，办公费用6万元，分摊后，每人承担的费用是10万元左右。

2011年，张国庆的外贸营业额做到80万美元，除掉办公成本后，毛利为人民币42万，净利为32万元。

据张国庆介绍，为了避税他们4个人还在香港成立一个离岸公司。按照每个人每年5万美元最高金额，通过离岸公司将美元打到个人账号，进行合理避税。比如，一笔金额为20万美元的合同，有3万美元是利润，让客户打3万美元到离岸公司账号，17万美元打到挂靠公司账户，工厂的发票也是17万美元，这样就将利润留到离岸公司，再转移到个人账户内，避免交个人所得税。

“开设离岸公司，将利润转移到离岸公司再打入国内个人账户进行避税，这是一些外贸挂靠公司的潜规则，在江浙一带不是个别现象。”张国庆说，他周围的同行，没有一个不开设离岸公司的，一个朋友每年离岸账户的资金达50多万美元，不得不借用亲戚的身份证开设账号来收美元。

高昂的渠道费

来自重庆的王文亮在浙江宁波从事外贸行业有10多年时间，从2005年他成立自己的公司运营至今，今年是他第一次亏损，这让他始料未及。

王文亮主要做灌溉用具的出口，是一个比较新兴的行业。2005年，王文亮与妻子一起到宁波来创业，成立公司时只有6个员工，当年的业绩是80万美元，毛利达到15%到20%左右，净利润是40万元人民币。2011年，公司营业额达到350万美元，员工有12个人，毛利6%，净利润是100万人民币。

2012年，王文亮的公司是亏损状态，公司的日常经营都难以维持，这让他开始算起公司经营的成本。

“2005年时，员工是2万元一年，现在是6万元一年，还不包括每个月500元的社保，房租从6元一平方，上涨到11元一平方，这还是在偏远城郊。”王文亮感慨这些年的经营成本提高。

王文亮告诉本刊记者，这些年来，企业产品的利润在逐渐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却在提高。不仅如此，因产品缺少技术含量，还面临着国外同行的激烈竞争。他告诉本刊记者，现在泰国、土耳其的工厂也开始生产同样的产品，人工成本远远低于中国国内。“东南亚一些国家，只要700元人民币就能找到一个成熟的生产工人，在中国沿海，至少要3500元，这造成一部分的订单流失。”

在毛利和汇率降低的时候，王文亮想到去开拓内需市场，但是高昂的渠道费用和不确定性，让他望而却步，他宁可做外贸，也不想去做内需市场。

“内销的渠道费用很高，需要垫付大量的资金，这样反而增加了成本。外贸虽然利润比较低，但是客户比较有信誉，不存在拖欠款项的问题。”王文亮说。

本刊记者调查获悉，宁波一些生产型企业正在转内需的过程中，也遇到渠道费用过高的问题，但是同样面临的严峻问题是，一些生产出产品，在内需上很难取得市场。

宁波一家服装企业的老总告诉本刊记者，为避免高额的渠道费用，现在不少宁波服装企业都做起了淘宝网店，但是成功者也是屈指可数。

这家企业的老总曾在宁波开设服装专卖店做试验，出售自己工厂生产的服装，最后面临关门的窘境。

“房租太高，一般的门面都需要10多万元，再雇用两个员工和管理费，一年就要30万元的费用，卖衣服能赚多少钱？”他现在专攻电子商务，认为只有靠此渠道，才能让自己的企业转型。

弃店与空置

在房价节节攀升的江浙，房租成为开店最大的成本。

福建某知名服装品牌曾在宁波万达广场开设一家服装旗舰店，一年的服装销售利润是120万元，但是房租也是120万元，除去房租后，净利润为零。今年，这家专卖店搬到万达广场对面的小广场，一年租金30万元。

老林在宁波做瓷砖销售生意，门面房租一年是15万元，两个员工一年的工资是15万元，外加其他开支15万元，一年成本接近45万元。老林说，今年的销售利润大概是80万元，还有35万元净利润。但是，老林在销售渠道内投入的流动资金是200万元。

“200万元的投入，一年只赚35万元，这还包括我们夫妻两人的工资在内，这么低的利润，我真没心思做下去。”老林说。

据老林介绍，他的店面在2005年的时候，租金只要6万元，随着城市发展，这里的店面价格节节上涨，租金也水涨船高。但即便是经营得不如意，老林也要坚持下去。

“我的200万元流动资金全在里面，如果我不开店了，人家欠我的货款，我没法去要了，而我给厂方进货都是现金，这等于血本无归，这么多年辛苦收下一堆欠条。”老林说。

相比老林，郭浩就庆幸自己能够成功撤离。今年40岁的郭浩经营红酒生意，他的店从去年11月开业，到今年10月，恰好一周年，经营利润为30万元，除掉房租和两个员工的开支后，剩下2万元。

在建立熟悉的客户群后，郭浩把店关门，将公司搬到写字楼，新的办公地点有50平方，租金3万元一年。郭浩说，他现在只雇用一个人，开设网店，到写字楼散发传单，并提供红酒送货上门服务，如果运营得当，至少一年能赚10万元。

“相比开门店，压力小多了。”郭浩说。

据媒体公开报道，温州的店面房出现大面积的空置现象。本刊记者调查获悉，这一现象在宁波和杭州等地也有出现，只是未像温州那么严重。

宁波21世纪不动产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销售经理告诉本刊记者，随着经济下滑，店面和写字楼的出租生意确实受到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大面积的店面房，空置率有一定的提升，但是远未达到媒体报道温州所说的60%的空置率。

“很多店面房的房东不愿意降价，因此产生空置，比如300万元的店面房，租金是20万元一年合理，现在升值到900万元，那租金不可能到60万元，这中间有一个期望值无法满足的问题，这是房价虚高带来的后遗症，商业成本通过房租转嫁给经营者，现在经营者无力承担，只能弃店离去。”上述销售经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