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经济10年之价值重估：带动大国崛起

中国民营经济与当代改革开放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改革开放的启动，就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也难有改革开放的推进。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抓手，那发展民营经济就是改革开放的基本抓手。

1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但从中国民营经济看，从2002年到2012年——更准确地讲，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这不是弹指一挥间，而是刻骨铭心的10年：有成就，有遗憾；有高潮，有低谷；有奋进，有徘徊；有豪情，有疑虑。在总体和宏观上，正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返”，民营经济的发展已成浩荡潮流，势不可挡。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到“新两个凡是”——“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这种政策的延续推进，再次让人坚信民营经济的黄河已穿越“几”字形大弯，踏上了跃马千里的新征程！

“毫不动摇”收获累累硕果

民营经济10年“毫不动摇”的发展成就是喜人的。从市场主体的角度讲，民营企业如今已是“三分天下超过二”。据国家工商总局最新数据，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实有企业1308.57万户（含分支机构），实有注册资本（金）77.20万亿元。其中，内资企业实有1264.89万户，实有注册资本（金）65.90万亿元，其中私营企业1025.93万户，注册资本(金)28.48万亿元。个体工商户实有3896.07万户，资金数额1.78万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有60.01万户，出资总额0.91万亿元。外商投资企业43.68万户，注册资本（金）11.30万亿元。显而易见，从规模看，民营经济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之无愧的市场主体，纯粹的私营企业占到实有企业的78.40%，占到内资企业的81.11%。2002年底，我国私营企业为243.53万户，注册资本（金）3.48万亿元；个体工商户为2377.49万户，资金数额0.3782万亿元。不到十年（九年半），私营企业数增长3.2倍，注册资本（金）增长7.2倍；个体工商户数增长0.6倍，资金数额增长3.7倍。

从价值贡献讲，民营经济也令人刮目相看。统计显示，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已超过50%，出口贡献超过30%，投资贡献已超过60%，创新贡献已超过70%，就业贡献已超过80%，其中对新增就业的贡献更超过90%。民营经济对公益和慈善的贡献也不容小觑，这不仅已在汶川和玉树的抗震救灾中有充分表现，再拿由民营企业发起并一直由民营企业参与的“光彩事业”来讲，截至2009年底，已累计实施项目19969个，到位资金2047.86亿元，培训人员524.42万人，安排就业592.85万人，带动1334.9万多人摆脱了贫困，同时各类公益捐赠金额达到1475.38亿元。

民营经济带动大国崛起

近10年来，民营企业不仅充当了改革开放的生力军，更重要的是充当了大国崛起的生力军。从近现代历史看，大国崛起往往带动一国公司的崛起，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大国崛起首先更需要一国公司的崛起。英国之所以一度是“日不落帝国”，重要原因就在于东印度公司，是该公司帮助英国从偏居一隅实现了“日不落”，以至于它常被人称为“一个管理他国的公司”。2010年应该具有某种历史意义，首先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其次是我国制造业产出超越美国，按美国经济咨询机构HIS环球透视的研究，2010年，在全球的制造业产出中，中国占19.8%，略高于美国的19.4%，再次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这可能比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具有历史意义，牛津大学的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评论说，中国重回制造业第一的位置标志着“经济史500年周期的结束”。

没有民营企业的支撑，中国崛起是难以想像的。这在科技创新上表现鲜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约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民营企业。在全国工商联民营企业500强的调研中，填报研发费用的375家企业平均研发强度为1.79%，高于全国大中型企业的0.93%，也高于科技部2012年8月份发布的542家创新型企业平均研发强度的1.76%(2010年数据)。应该正是在强度研发的大背景下，我国民营企业中兴通讯(000063,股吧)在专利数上站到了全球第一。2012年3月5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11年世界专利申请情况，中兴通讯以2826件的数量超越日本松下，跃居全球企业国际专利申请第一位，其中涉及LTE/3G、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终端等新技术领域的专利占比超过60％。

十六大召开的前一年，中国正式“入世”。当时一部分人担心外资和外企的入侵，但目前的事实是，我国民营企业成了外国人眼中的“狼”。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指控华为和中兴通讯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建议美国政府避免使用这两家公司的设备，呼吁美国企业寻找其他电信设备供应商。就在十几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为由，签发行政命令禁止三一集团关联公司罗尔斯（Ralls）公司在美国俄勒冈州一军事基地附近兴建风力发电厂，要求尽快撤离现场并撤出投资。罗尔斯公司已向美国联邦地方法院递交诉状，将奥巴马总统和美国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列为共同被告。这从反面见证了我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步伐之快。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1年5年间，我国民营企业500强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增加了53家，海外投资项目增加180家。

“毫不动摇”的政策保障不断加强

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取得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绩，从外部看，这首先归功于政策的护驾。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一系列保障和支持发展民营经济的大政方针陆续出台并实施。2002年11月，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即：“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毫无疑问，这是一颗大大的定心丸，从政治上为发展民营经济开辟了道路。大约一年后，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抓紧“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2005年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非公经济36条”），从内容上看，力度非常之大，第一条就强调“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并从第一条到第八条一口气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乃至一时被赞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配套上看，力度也非常之大，从2005年2月出台至2008年12月，国务院出台4个配套文件，中央各部委发布38个配套文件。

然而，由于体制上的惰性，实际中执行不力，甚至有利益集团自觉或不自觉从中作梗，现实效果并不理想。浙江省的民营经济堪称最发达，2010年1月，浙江省工商联执常委问卷调查曾设计相关问题，结果显示，对“非公经济36条”执行满意的只有3.3%，不满意高达21.4%。期间有调研显示，全社会80多个行业，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41个，“非禁即入”的方针远没有落实。

个中原因肯定不是党和国家发展民营经济的态度不够明确。事实胜于雄辩，在经受一系列的质疑甚至干扰后，最高决策层再一次拨云见日——2007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一部极其重要的法律，表面上看与发展民营经济无关，但其实扼住了妨碍甚至干扰民营经济发展的命门，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它不仅明确提出“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而且也从基础法律层面再次强调：“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此后，发展民营经济的大政方针继续得到强化。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进一步提出和强调：“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2009年9月，为应对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帮助广大中小企业也就是广大民营企业应对危机，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由于共29条，所以多简称“促进中小企业发展29条”，这一政策的确在困难时期极大地鼓舞了民营企业的信心。

2010年5月，为适应形势并推进发展，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由于也是36条，而且被认为延续和细化了2005年颁布的“非公经济36条”，所以多被称为“新36条”，亦称“民间投资36条”，这一度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民间投资发展、管理和调控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文件”。至此，我国发展非公经济的政策已形成某种体系：“非公经济36条”从所有制的角度，“促进中小企业发展29条”从企业规模的角度，“民间投资36条”则从投资的角度，分兵合围，目的都在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