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制度成本转嫁是贫困根本原因（2）

这里有几个经验性的归纳，大家可以注意。

其一，大多数后发国家因本国要进入发展主义的现代化，那首先遭遇到的就是资本要素的绝对稀缺。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要素相对稀缺的条件下要素配置方式的理论，其在理论上推导出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的配置要素达至最优。而发展中国家的麻烦在于，这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 立论前提，与我们的客观世界差距太大。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这种经济学讨论需要确立的要素“相对稀缺”的前提条件，我们面对的是西方经济学不讨论的前提——资本要素“绝对稀缺” 。

在资本要素绝对稀缺时政府会怎么样？政府会亲资本。我们做的国家比较研究发现，不管是何种主义、何种体制、何种政府，也不管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性，只要遭遇资本绝对稀缺，主流就都会采行亲资本的政策体系。如中国50年代获得苏东资本，主流是亲苏东的。到70年代又获得海外西方资本进入，那就在70年代以后，主流就改为亲西方。但有一个特例，那也是属于前提条件改变，就是被封锁。例如，中国60年代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政府就亲不得资本，只好亲劳工、亲社会。实际上，当代中国只有60年代这段时间没有海外资本、且完全被封锁，这时候，可以叫做“去依附”（de-dependent）。

依附理论研究的是中国为什么去依附，要我说去依附很简单，因为遭受两个互相敌对的西方势力封锁，资本趋零、甚至为负值。那就不可能再依附。

因此整个60年代，也势必是中国最强调自力更生、强调艰苦奋斗的年代，也是政府大范围地动员劳动力、以劳动力替代资本延续国家工业化的年代。当我们讲什么是中国的真实经验时，别忘了那个年代是在资本绝对稀缺到趋零的条件下，中国人只能用高度集体化和单位制，成规模地组织劳动力去替代稀缺程度为零的资本。在资本趋零的情况下，主流想亲资本也亲不成了。只能亲劳力、亲社会。

我们现在说那段时间是极左路线，而如果以完全客观的发展的经验过程来看，谈不上对错、好坏。只是那时西方资本不要你，苏东也跟你交恶；国内正在工业化资本增密机制的作用下，却突然遭遇资本没了。这么看，就等于在去意识形态化地了解一个经济体的整个发展经验过程，就有点明白了。可见，我们需要客观地归纳不同的发展经验。

大家知道1929-1933年大危机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导致的，整个矛盾就是“生产过剩”。像欧洲这样一个半岛型的"次大陆"，在狭窄地域上发生多个工业化国家都生产过剩的时候，矛盾就无法解决。相对而言，在美洲大陆有罗斯福新政，实质是在物理空间上让一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暂停。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大家都清楚：大危机条件下银行和企业不可能正常行，政府启动基本建设，动员失业劳工去排队登记，干一天活拿一天食品券。无外乎就是把过剩劳动力和过剩制造业生产力结合起来，投入国家基本建设。美国这种大陆国家可以幸免于难，但是狭窄次大陆上的分散的欧洲就不可能幸免于难。于是，欧战爆发。

在二战之后，几乎全球的政治家、媒体、学者都在担心什么时候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没有解决生产过剩内在矛盾，只是把过剩生产力摧毁了一遍，然后再搞战后恢复重建，仅此而已。

那么，战后发生什么改变了吗？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列强纷争改为双寡头控制。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多个工业化国家的列强纷争可以叫做多次博弈。但战后造成两个超级大国，经济学上看就是双寡头垄断。而双寡头垄断下的地缘控制，就是要重新按双寡头的战争利益来重新瓜分世界。于是，就形成一个新的战后发展趋势--双寡头分割势力范围，而这个趋势下又出现“双雁阵产业转移”。

二战后唯一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体就是美国，而其庞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开始对西欧和日本做两条线的产业转移，以图实现对两个大洋的地缘控制。而这个时候的产业转移不是后来日本70年代对东南亚的雁阵式转移，早期两个超级大国的产业转移是战略性的，因此它输出装备制造业。

同理，通过战争形成庞大的生产能力的苏联也是两条线的装备制造产业输出，一条输出东欧、一条输出中国和蒙古、朝鲜和越南。当然也包括中线对印度输出产业。那时，凡宣称自己是 社会主义的，大都得到苏联装备制造业的输出。

战后双寡头垄断下的这种两翼输出：美国向西欧和日本的输出；苏联向东欧和中蒙的输出，其输出过程本身，也是新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而这个产业输出过程因为是战略性的，所以输出的是装备制造业。于是，中国50年代在没有发展轻工业的条件下，直接进入重工业。这个客观经验过程与中国是否主观采取"赶超"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重工业当然有内生的特点，那就是资本增密、技术增密，而绝对不会是劳动力增密；不仅不会是劳动增密，而且会是排斥劳动。亦即：中国50年代接受海外产业资本的重工业，一定是资本增密的同时排斥劳动。而这个国家太多的人口，刚刚进入“一五计划”形成重工业，就发生城乡二元结构对立性矛盾，城市因为是重工业打头就不需要那么多农村劳动力。再加上1956-1957年中苏两国间发生重大分歧，第二年五年计划不得不停摆。批评城乡二元结构不人道也许是正确的，但其客观形成于另外一个经验过程——50年代的重工业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