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制度成本转嫁是贫困根本原因（6）

现在只有研究制度收益的学问，没有哪个理论研究制度成本。比如，城市化。

城市化事实上就是资本集中的过程，同时也就是风险集中的过程，于是一定会因风险集中而爆发危机。可见，危机会爆发在城里。于是，城市和乡村在二元对立的体制条件下，会出现城市周期性爆发的危机转嫁代价给农村。如中国这样的大型国家，是成也二元、败也二元，没有什么对错好坏。

中国成了工业化大国，凭的是向乡土社会转嫁大量城市资本与生俱来的制度代价，因此才有严重的三农问题。当把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做为现代化的主要涵义，那就意味着要承担制度代价，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

第一，三农领域中三要素的长期净大幅度流出。人们都看到劳动力、土地和资金更多地被产业化和城市化占用。其实，任何经济领域三要素大幅度流出都会衰败。

主流鼓励农民外出挣现钱，似乎不错。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就意味着城市资本把草尖掐走了，本来长得一簇草挺好，现在把草尖掐了，留下的就是老弱病残、妇女儿童，现在农村劳动力资本存量最高的年龄段，十六七岁到二十六七岁，被当成草尖掐走了。哪去了？贡献他们的劳动剩余给城市资本了。城市人占有了草尖创造的劳动剩余，给农村草根以回报了吗？没有！真正最大的不公平是掐了草尖，又不给点化肥，如果老这样会把草弄死的。因此，现在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农村三要素的长期净流出继续被主流强行推进。

第二，当资本过度集中在城市时，就过度集中风险。风险爆发时就像三农转嫁。

城市资本风险爆发是必然的；政府要想办法实现软着陆。我在《八次危机》中做了经验性的归纳，发现只要实现软着陆，一定是城市资本把代价转移到乡村去了。凡是硬着陆，一定是代价转移不出去，硬着陆砸出来的是什么呢？以前叫调整，现在叫改革。

所以说调整与改革只不过是危机在城市硬着陆的结果。这些提法很有挑战性。接着，我的书里还有另外两个判断：其一，资本不论国有和私有，都不过是人类在资本主义阶段制造的反过来异化于人类自身的异化物。其二，政府也是人类制造的异化物。

一般情况下，政府服务于资本，而在特殊情况下，政府与资本直接结合，政府即资本、资本即政府。在资本内化于政府的时候，就出现"政府公司化"，也就节省了政府和资本间的交易费用。但是，强大政府的权力和资本权力共生时，也强化了对资源做资本化占有的能力。而资源原来在民生之中，只有内化于政府的资本，才能最顺畅地推进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并顺畅地甩掉制度成本。

这个资本内化于政府的特点要和我原来的经验归纳相结合，我原来说，发展是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而改革是资源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资本化收益如何分配的问题。

这些其实是方法论。如果要做一个研究，就先要重新界定概念，如果不能重新界定概念，照搬概念往往是不适用的。因为原来的概念是在别人的经验之中提炼的，所以要重新界定概念。在我们原来做的国际项目中，开始就是重新界定概念，否则没法做研究。所以这里也得重新界定概念：什么叫资本？什么叫政府？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法律？什么叫制度变迁？这些概念讨论清楚，往下的研究就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