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中,除了双边关系,最常见的就是三角关系。很多看似复杂的多边关系其实是由双边关系和三角关系构成的。而三角关系可分积极三角关系和消极三角关系。积极关系是相互吸引、相互促进、相互贡献,而消极关系则是相互拖累、相互敌视、相互拆台。
不幸的是,中国信访制度恰好属于典型的消极三角关系。记得有这样一个说法:在满清时代,民众怕官、官怕洋人,而洋人怕民众。把这种锤子剪刀布的关系拿来比喻具有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最贴切不过了。这就是:访民怕地方官、地方官怕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怕访民。民众为何怕地方官?常言道:不怕县官就怕现管,别说乡长镇长,就是一个小小的村长都可以制造惊天冤案。地方官为何怕中央政府?原因是高层对上访烦不胜烦,但又不肯在明面上得罪上访民众,只好给地方下死命令:哪个地方超过一定的点数,你这个官儿就别当了。于是,截访的事情时有发生。中央政府怕民众吗?当然不怕。但他们担心,一旦粗暴拒绝访民,自己的光辉形象会受到损害。在这种三角关系中,任何一个主体都是“施暴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地方官对民众施暴,但被中央政府信访点数政策的制约;民众受地方政府施暴,但却无休止地骚扰中央政府,让中央政府心烦意乱;中央政府受民众干扰而拿地方政府出气。
表面看来,三角关系的根源是地方政府(包括法院)的胡来、不公或不作为,从而让人感觉有冤无处伸,只能寄希望于越级上访,期盼英明的上级领导给自己一个公正的处理。可见,上访存在这样一个假设:官越大越公正、清明。这种清官情结的产生,估计是包公戏看多而入戏太深了。喜欢看历史剧的人对这样的故事情节应该不陌生:古代民众受地方官吏欺负,有冤无处伸,迫不得已向皇帝告御状。经过皇帝的英明审理、决断,冤案大白于天下,狗官被皇帝摘掉乌纱帽甚至被赐死,于是皇帝的形象就变得高大亲切起来,老百姓对皇帝感恩戴德,真心实意地欢呼万岁万万岁。正因此如此,中国民间有这样的说法:皇上的经是好的,只是被地方官念歪了。所以,中国老百姓实际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信访制度不过是古代帝王树立亲民形象的翻版而已,其实并没有多少新意。当然也存在一些区别:古代皇帝亲自接访,并当场做出判决,从不推诿,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判得大快人心。
信访制度曾在一段时期内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贪官的增多,冤案随之堆积如山,信访制度也就逐渐失灵。尽管信访制度形同虚设,但老百姓还是不肯放过这根“救命稻草”,所以,上访人数逐年有增无减。不过,这也不能赖老百姓,既然设立了国家信访局,其目的不就是让人去伸冤吗?以前报纸还经常这样报道:各级信访局接待了多少访民,解决了多少访民的问题。看看,这样的报道岂不是鼓励老百姓去上访?不过,人们之所以还能上访,是相信大领导中还有公正的人。一旦到了完全不信任信访的时候,恐怕局面就无法收拾了。
信访制度的失灵,不仅让民众怨气增加,而且会严重削弱中央政府的威信。长此下去,信访机关会成为人们发泄怨恨和怒气的对象。因此,长通不如短痛,不如尽早撕下脸皮,明确废除信访制度,让民众明白:这年头已经不是包公时候的大宋王朝,也不是杨乃武小白菜时的满清,在皇帝面前拦轿喊冤只不过是戏文里面的故事而已。对访民而言,漫长的上访过程,完全是在浪费自己的宝贵生命。
但是,仅仅废除信访制度治标而不治本。如果冤案太多,人们已经没有伸冤的渠道,更无平反昭雪的幻想,那问题就严重了。因此,在废除信访制度的同时,必须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什么是最根本的问题?换言之,三角关系的内因是什么?地方政府的蛮干、胡干、乱来当然是造成访民不断增多的推手。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地方政府何以胡干、乱来?这才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在一个权力没有监督的社会,你何以要求地方官循规蹈矩、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道德这玩意儿其实很靠不住,比如在有熟人或人多的地方,他会提醒自己讲道德;一旦没有人,这种自我警醒意识会下降,所以孔子才提出君子“慎独”的思想。其实,人的自省、自控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依靠权力制衡、相互监督和舆论自由的武器来防止官员胡作非为。
在这方面,德国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联邦德国成立之初也有很多“上访”,德国不少民众来信或来人向政府官员抱怨、要求解决各种问题。奇怪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访”人数越来越少,最后,百姓“上访”几乎绝迹。从此,德国官员不再没完没了地处理投诉信件,也没有看到过人民围攻政府的现象。这样的变化是如何出现的呢?我在《为什么德国民富国强》一书中写道:
第一、人民逐渐认识到,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的权力有限。有些问题政府能解决,但多数情况下无能为力。人民也意识到,一个万能的政府是危险的,政府的手伸得太长反而不是好事,于是重新寻找新的途径。
其次,这个新的途径就是法院。人民知道,法院是独立公正的,它不会吃拿卡要,更不敢以权谋私,于是有了纠纷就找法院,有了矛盾就通过诉讼解决。当人民相信法院的判决权威时,他们就会尊重司法,尊重国家体制。
再次、人民有了说理的渠道。如果有了牢骚,他们可以在报纸、电视上表示不同的意见,他们不担心会受到打击报复。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也可以组织和平的示威游行,向政府表示意见和不满,政府听到后一般都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化解矛盾。
最后,“上访”消失最关键的原因是社会贫富差距逐渐缩小,矛盾逐渐减少。当你到德国走访时,你会发现德国已经不存在城乡差距,也没有农业户口和城市户口之分,甚至有钱人宁愿到乡下居住,享受农村的安静和新鲜空气(当然城市的空气也足够新鲜,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此外,官员的从政良心和道德也至关重要。德国的官员从没有自称是人民的公仆,他们相信人格是平等的,但他们做起事情来却比较公平公正。他们不敢受贿,人民也知道受贿不起作用,于是官民相安无事,社会逐渐走向和谐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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