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日本外交战略与对华政策变数　

日本向来重视对国际环境和外部秩序变动的观察、评估、调整和适应。19世纪后期以来，日本已经历了“脱亚入欧”、“脱亚入美”、“入美入亚”和“挟美制亚”多次或主动或被动的对外战略抉择。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国家像日本这样容易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且如此敏感、反应迅速和适应能力强的。

进入21世纪，日本有关未来发展战略走向的争论基本形成定论，以政治、外交及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重要法体变动为象征，摆脱战后体制，以“普通国家”为主体诉求，实质谋求全面大国化已经成为日本主要政治势力的战略共识。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日本“普通国家论”阐释的大国化战略路径相异，导致两国业已存续的冲突与纷争时有显现、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因而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成为发展双边关系的战略选择。在考量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应突破既往双边关系的局限性，理性调控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互动及走向。

日本对外战略定位及国家利益诉求

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对外目标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主权国家为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作的选择。随着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日本从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强化21世纪国际战略的定位及对外战略诉求。

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国家利益”的论争持续升温，各种理念层出不穷，具体观点可以概括为“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三种立场。其中，“现实主义”认为，“战后日本外交过于关注国际协调，而忽略了国际利益，所以主张对内对外都应积极谋求日本的国际利益。这一立场通过‘安慰’国民在内外形势变化中感到的不满或不安，获得了一定的支持。”①“现实主义”充分反映了日本日益追求“普通国家”战略目标的强烈愿望，它几乎成为冷战后日本社会的集体诉求。

为了应对、回应以上的现实主义理念，2000年1月，在《21世纪日本的构想》论坛第一组提交给当时的首相小渊惠三的报告中就提倡“开放的国家利益（enlightened self－interest）”：“不增进国民利益的对外政策在日本国内不可能持久，而盲目地单方面追求本国利益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上也不能持久。重点在于追求‘开放的国家利益’。这是站在与他国相互尊重彼此利益的高度，通过加强与他国的友好关系来改善国际环境，长期、间接地满足本国需要的外交战略。

日本需要的不是追求‘零和博弈’的僵硬方式，而是通过维护并加强国际经济体系或国际秩序，努力改善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促进与其他各国合作解决全球规模的问题等，有利于增加国际公共财富的途径，与他国共同分享利益的方式。”②这样的理念反映出日本追求国家利益的全新路径，那就是通过维护其占主导地位的、固有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秩序，规范其他发展中国家，继续谋求其既得国家利益。这样就将日本的国家利益放在国际体系的范畴之内加以考量，在巩固国际体系内西方发达国家既往价值观念的过程中，给日本的国家利益披上了维护国际利益的外衣。

事实上，在“开放的国家利益”追求所谓“国际利益”的口号下，充分体现着日本外交战略目标的实质内涵。2002年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③明确指出，战略的基础是国家利益，日本必须基于国家利益制定长远战略，“今后开展日本外交，有必要制定作为国家应有的明确的战略”。

该《战略报告》提出所谓“开放的国家利益”，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第二，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第三，维护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价值以及推动国际人际文化交往；第四，积极推动以学术、文化和教育为主的国际民间的交流。④可以说，这些内容不仅反映出日本渴望参与国际事务，确立与其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相符的政治大国地位，还表现出刻意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对外战略理念。虽然该《战略报告》指出，只顾本国的狭隘国家利益必然导致与他国的对立，只有与他国的国家利益长久共存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但其中的“价值观理念”势必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形成对立与摩擦。

事实证明，这样的“国家利益”已经成为21世纪初日本追求对外战略目标的指导思想，并贯彻于日本的外交战略之中。日本外务省组织相关学者编写的《面对21世纪挑战：日本外交的课题》中，就“日本外交的目标”指出：日本外交的目标就是我们要通过外交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究其核心就是“确保我国繁荣及国民的安全”。⑤对此，日本有学者指出：“问题在于，如何确保日本以及日本国民的安全与繁荣。

因此，人们频繁使用‘国家战略’、‘外交战略’等词汇，但这些战略必须有利于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⑥通过这样的“巧妙”表述就将日本自身的“价值观外交”等其他国家利益要件隐藏于核心要件之中，体现为追求“开放的国家利益”的显著特性。

21世纪的日本外交课题及战略目标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政府相继组织各种官方和民间的研究会，就日本外交战略调整问题提出了各类建言报告。如日本外务省组织相关学者撰写的《面对21世纪的挑战：日本的外交课题》政策报告（下简称“外交政策建议”）⑦，就以“21世纪日本外交面临的挑战”为主题，对日本的外交目标、新世纪日本外交与国际社会、日本外交课题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⑧鲜明地表达了21世纪日本外交及其战略取向，并对日本的外交决策及政策制定产生了显著影响。

21世纪日本外交的战略目标取向。《面对21世纪的挑战：日本的外交课题》的政策建议指出：在冷战后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日本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承担起与新世纪相符的新的国际秩序的责任与义务。21世纪的日本外交课题是要从一个长远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外交的机遇，从实现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明确日本的外交战略目标。

首先，日本要成为“全球化参与者”。该“外交政策建议”指出：在21世纪，全球化将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在各个领域都将超越国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关系将会不断加深。在此潮流中，“没有国际社会的安定与繁荣，就谈不上日本的安全与繁荣”。日本作为全球化参与者，为了确保国际社会的安定与繁荣，只有积极发表倡议、提出建议和采取实际行动才是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途径。

其次，日本“应该向世界展示其构想的蓝图”。该“外交政策建议”指出：日本作为全球化倡导者要向国际社会展示的蓝图是“创造一个让我们相信未来会更好的世界”，包括消除贫困在内的开发援助项目、地球环境保护项目等都是推进此理念的途径。与此同时，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又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这些相异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则必须处在一个共生关系之中，“日本是一个既尊重普遍价值观又有自我独特文化的国家，无论作为亚洲大国还是全球化倡导者，都能够秉持此信念向世界发出自己的诉求”。

第三，将“为国际社会所信任的日本”作为追求目标。该“外交政策建议”指出：日本首先要以“为国际社会所信任的日本”为前提来追求日本在外交上的目标及蓝图。要成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政策的一贯性、履行大国应尽的责任与义务等则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为了达到上述目标，日本的外交“则不应为历史所羁绊，而是需要重新审视”。对于20世纪日本的历史反省，该“外交政策建议”给予了片面的标榜，表示：在20世纪初，日俄战争后日本成为列强国家。此后，为了谋求更大的发展，日本开始窥觑邻邦国家，并且采取武力以期解决，在此政策支配下所犯的过失，历史已经予日本以明示。二战后日本的复兴之路是从对此前国家政策的检讨开始的。

对于面向21世纪的日本外交的战略取向，该“外交政策建议”在强调“价值观外交”的同时，就日本的外交安全政策给出明确的发展建议。它指出：冷战后发生世界范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明显减小，而民主主义、基本人权等价值观越发受到重视。在此大环境下，以日美安全保障体系为主导的日本外交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安全与繁荣。

从以上“外交政策建议”的内容来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努力成为“全球化参与者”、国际规则的倡导者和摆脱“战败国”形象等是日本外交的主要内容，总体上来说，成为“普通国家”，追求政治大国化成为21世纪日本外交的战略目标。

21世纪日本外交面临的主要课题。《面对21世纪的挑战：日本的外交课题》指出，为了适应21世纪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要从一个长远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外交及其战略取向，“在此要就其大的方向性提出我们的观点”，具体有以下三个重要课题：

第一，加强外交的综合力量。日本有必要建立一系列体系，包括扩建民间的政策研究机构、大力扶持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系统，开展围绕外交政策建言的问题论坛，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其研究成果及意见、建议，实现日本国民对外交问题的参与。更重要的是，日本政府自身要发挥“综合力量”，加强各个省、厅之间的相互协作、调整，共同开展维护国家利益的综合外交事务。

第二，加强作为外交基础的“国家力量”。从中长期发展角度来看，日本长久以来的“经济外交”开始出现局限性。为了保障国家利益，日本要重视以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行动方针：一是加强科技力量，科技力量是支撑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支柱。二是增强外交的“主体性意识”。该“外交政策建议”强调，日本还需增强在世界范围内的“主体性意识”，展示强国风范。三是对“国家责任”的再认识。该“外交政策建议”提出“重新提高对于日本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应如何贯彻国家政策的一贯性以及作为国家应该履行的责任与义务的认识”，为日本海外派兵，体现“国际贡献”，实现“普通国家”化寻求国际共识。

第三，加强参与国际机制框架的制定。该“外交政策建议”指出：国际社会不断受到新课题的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日本有必要加强国际性规则框架的制定。而框架的制定不只限于对现有框架的改善，更应该加入考虑到适合当今国际形势的内容。首先，“有必要针对亚洲安保问题目的性明确地逐层建立日、美、中、俄四国的对话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加入韩国乃至北朝鲜的六国对话机制，在国际社会中树立威信”。其次，日本要对国际金融机构加大资金提供，进而通过金融机构所展开的活动来加强话语权。积极致力于像WTO这样的新兴国际经济规则的建立，在国际上不断加大日本所倡导的各种理念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日本应该积极应对这一新局势，包括考虑日元国际化，这已成为日本积极外交的当务之急。

强化日本的全方位外交形势。《面对21世纪的挑战：日本的外交课题》指出，为了应对21世纪日本面临的外交课题，如何加强“外交手段”，如何创造对日本有利的条件，将成为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首先，要在国际社会拥有话语权。积极参与对日本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决策，努力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并在现有国际框架中进一步加强日本的话语权，构筑由日本主导的新的国际机制框架。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确立日本的“主导性”角色。

其次，日本政府开发援助项目（ODA）作为实现外交目标的方式之一，将会继续发挥战略性ODA的重要作用。

第三，加强外交人才的培养。加大对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机构的派遣人员力度。

第四，充分表达战略性意愿。日本要“在适当的时机通过适当的媒体向适当的对象传达适当的信息，通过这样的形势向外界积极发出我们的声音”，需要考虑建立让媒体战略负责人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相关制度。

在文化领域有必要建立起战略性构想及政策，向国外积极传播日本文化，让国际受众进一步加深对日本的了解。第五，加强外交力度。吸取海湾战争、日本驻秘鲁使馆人质事件等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日本的危机管理体制。

《面对21世纪的挑战：日本的外交课题》还突出强调“日本作为亚太地区国家之一的准确定位”问题。该“外交政策建议”指出：“要认识到此地区（亚太地区）的稳定环境的形成跟我国的利害关系以及我国对稳定关系的形成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具体来讲，就是保持和与我国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最重要伙伴——美国的同盟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亚太地区各国关系，努力推进地区间合作。此理念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

因为，开展这样的外交需要信任度和实效性，需要建立具有先见性的外交策略。”这样的外交政策建议，充分反映出日本21世纪外交战略的基本思路，即通过“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的平衡关系，达到日本从“普通国家”化到“政治大国”化的战略构想。

21世纪初日本对外战略调整及走向

众所周知，日本国内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一直存在着自由派与保守派两条路线的分歧。自由派以“民生大国”为国家发展目标，对外主张国际协调主义，以非军事手段发挥国际作用。保守派以“普通国家论”为国家发展方向，对外主张自由、自助和自决，进而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2001年，保守派阵营的小泉纯一郎上台执政后，“普通国家”论与“民生大国”论之争终见分晓，“普通国家”论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日本新时代政治家安倍晋三描绘出日本21世纪的对外战略构想。

“安倍新政”的日本21世纪对外战略蓝图。如何构筑21世纪日本的对外战略，安倍晋三在其“新世纪总理宣言”、著作《致美丽的祖国》及“政策构想”中，展现出执政理念及对外战略取向。

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要建设“一个有自信的国家”，继续坚持“普通国家化”道路。安倍曾在“新世纪总理宣言”中说：“安倍内阁一旦成立，将要向国民直率地阐明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所追求的是‘一个有自信心的国家’。”他还表示，要让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家充满自信和骄傲”，“对日本历史、文化有一种骄傲感”。这样的观点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对于日本二战侵略历史不加反省地“肯定”就是值得怀疑的。安倍“政策构想”倡导的“教育改革目标”，其核心是要摆脱“自虐性的历史教育”，以便使日本下一代从小“对国家感到自豪”。

近年来，为了恢复“民族自信”，日本保守势力认为，承认侵略历史并一再地向亚洲国家谢罪是“自虐”行为，将会影响日本的国际“形象”，妨碍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因此，日本官方屡次篡改历史教科书，导致日本国内淡化、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思潮不断蔓延滋长，遭到中韩等受害国的强烈抗议。二战后，日本“侵略和掠夺别国和民族”的国家对外职能被部分夺取或“部分缺失”。为了恢复因侵略他国“丧失”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成为所谓“普通国家”，否认侵略历史、谋求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修宪等言行就成为日本当代保守主义政要谋求的政治与外交主题。

安倍上台后，推崇“强国论”，主张修改宪法，摆脱战败国形象，使日本成为“真正自立、自信的国家”，立志要在任内确立“新宪法”。⑨具体来说，就是用五年时间采取两个步骤实现“修宪”：一是重新解释宪法，使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二是着手具体修改宪法。在安倍看来，“修改宪法是恢复独立的象征，也是具体手段”，也就是说，“修宪”是日本成为“普通国家”，实现政治与军事大国的关键所在。安倍立志要制定一部“新宪法”，正是要完成“小泉路线”尚未完成的“改革”使命，通过继续修宪和“争常”，实现日本的“普通国家化”。

在对外战略及政策方面，安倍立志要使日本“起到领头作用”，实现政治大国既定目标。具体来说，日本要通过日美同盟的“对等性”、改善亚洲外交和继续“争常”，谋求发挥大国主导作用。这是安倍不同于“小泉外交”的最大“亮点”，也是安倍对于小泉外交理念的“反思”和适度调整。安倍在“新世纪总理宣言”中表明：“外交的目标就是要保护国家利益”，“迄今为止，我们的外交不敢明确阐述这个观点，只是很模糊地表述一下慈善意义上的国际和平。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保护日本的国家利益，这是理所当然的”。这说明安倍从“国际协调”向“现实主义”倾斜的外交理念。安倍希望通过全新的外交政策，实现日本的“普通国家化”，进一步加快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步伐。

日本民主党对外关系及对华政策的取向。2009　年9月，日本民主党在政权更迭和上台执政伊始，就提出有别于自民党联合政权时期的对外目标及外交方针及政策。但是，不可否认，其重视亚洲外交、追求日美同盟“对等性”的理念，仍有着安倍新政的影子。日本民主党的外交方针指出，要积极开展以预防性外交为首的外交活动，⑩为构筑以联合国主义为中心的世界和平而不断努力。在各个层面上进一步与美国加深联系，并且促进其关系成熟。本着对（过去）战争反思的态度与邻邦国家建立基础的信任关系，积极加强与亚洲各国的外交、经济关系，还要从更加广泛的领域加深与欧盟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11民主党执政以来的外交活动基本上是按照上述《政策公约》中的方针开展的。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日本民主党政权的对外关系及对华政策表现为：加强发展与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关系，注重“日美同盟”与“亚洲外交”的平衡关系，以“外交三原则”回归的“外压力”，实现“日美同盟关系”的对等化。日本的目的不是在重视亚洲外交与日美同盟两者中的选择，而是力求在两者的平衡中掌握东亚区域合作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显然，民主党上台并不意味着中日之间的矛盾问题会有所消解。

当日美关系因冲绳县普天间美军基地产生裂痕的时候，日本毫不犹豫地以伤害中日关系来修复和加强日美同盟关系。譬如，日本与美国几度确认钓鱼岛“属于日美安保范围”就是明证。可以说，在对美国“对等化外交”受挫后，民主党随即放弃执政之初的“平衡外交”，调整亚洲外交重点，偏离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正确方向，采取亲美疏华的策略，凸显民主党外交政策的短视及非建设性。日本以“钓鱼岛问题”渲染“中国威胁”，力图借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及“钓鱼岛问题”对华施压，努力扩大日美安保体制的对华适用范围。日本希望通过深化日美同盟，借助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扩大其在东亚地区安全秩序建构中的作用，实现日美“主导亚洲事务”的愿望。当前日本民主党联合政权完全继承和延续了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强硬政策，刻意炒作“钓鱼岛问题”，已经严重损害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正常发展。

中日对外战略之比较分析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从经济层面讲，两国之间互补性强，相互依存程度也日益增强。中日两国这种互补性国情体现在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初期合作中。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一些日本政治家认为中国国力的增长“已对其实力地位构成现实挑战”，不利于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因而刻意强调中日两国潜在的战略冲突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

对于中国而言，自共和国成立之初就是一个政治大国，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实力一直落后于日本。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强大，作为政治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对东亚的辐射能力越来越强，而且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也日益深化。

反观日本，二战以来，日本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但是因战败国的原因和日美同盟不对等关系，日本未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不少政治家开始以“普通国家论”为幌子追求“政治军事大国”目标。也正是在此过程中，日本开始出现一些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的不和谐音。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行为是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表现，也是对中国国力及国际影响力上升的应对。

在“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看来，中国国力的迅速上升、国家影响力不断提高，势必成为日本的战略竞争对手，削弱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甚至构成对日本的战略威胁。正是基于这样的“担心”，日本积极采取遏制战略措施防范中国，以制约中国的发展。

另外，当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形成强烈反差时，日本国内某些保守势力就会以种种借口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制造中日双边关系的摩擦和冲突。对此，有学者指出：“其实，这恰恰是经历了10年经济萧条的日本人丧失信心的表现。”12对于日本某些政治势力来说，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的方法可能给日本提供一个颇有前途的竞争者，也许还是一个战略竞争者。作为扶植经济相互依存的结果，特别是在民主化和经济发展期间，也会出现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风险”。13因此，随着中日相互依存程度的深化，也形成两国战略竞争的微妙变化，导致双方在政治和安全层面的摩擦时有发生，未来中日关系还有可能会因为双方的结构性矛盾而恶化。

从中日关系的历程来看，邦交正常化后的前20年，中日关系曾有过“难得”的蜜月时期，和平、友好与合作成为当时双边关系的主旋律。中日在经贸合作方面继续发展，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而且在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卓有成效。冷战结束以来，中日经贸关系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政治关系出现两轮重新定位。在2001年-2006年的“政治低谷时期”，日本领导人多次以公开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症结问题，甚至中日关系因小泉2006年夏秋之交的“八·一五参拜”而陷入历史的最低谷。14

导致21世纪初期中日关系恶化的局面，看似因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认识问题，事实上是深藏背后的台湾问题、钓鱼岛及东海海洋权益问题、日美安保体制问题等造成了两国关系不可避免的战略矛盾和冲突。近年来，日本政府无视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利益和民族感情，坚持错误“历史观”，恶化亚洲外交，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顺利发展。

中日两国构筑基于双方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需要注重“战略性”。这意味着中日两国应该超越双边关系，进行地区及全球性议题的全方位交流与协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历史认识、钓鱼岛领土和东海海洋权益纠纷等问题，中日战略互信仍具“不确定性”。近年来，日本国内一些人只看到两国的利益冲突，而无视中日两国合作共赢的成果及前景，日本执政党内仍然存在着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误读，不能正确处理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常常急功近利，忽视彼此“共同战略利益”，表现出有损中日关系的言行。对此，个别日本有识之士无不忧虑地说，“如果两国不能携手合作，那恐怕将对世界和人类造成消极影响。”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落实和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绝非坦途。

日本原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认为，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涵盖一个“具有综合性”、“从大局出发的”、“具有长期性”的意义。“不要把像今天这样具有广泛合作领域的两国关系，看作是政治、防务、贸易、投资或环境能源问题来单项分别考虑，而应该将其相互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性地考虑。再有，我们不要只顾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要从大局出发、从战略角度来处理日中两国关系。”15对此，《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为两国关系未来确定了发展方向。该联合声明第一条确认：“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

中日关系的发展态势及展望

2008年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出：“双方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双方重申，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双方确信，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和日本将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和利益。”16中日“战略互惠”共识成为构筑未来中日关系的新起点。日方表示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威胁”而是“机遇”，突出强调构筑日中“互惠”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日方看待未来中日关系大有重视“互惠”、轻视“战略性”的倾向，这样不利于“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因为互惠意味着以怨报怨、投桃报李，其道德地位是模糊的。它有可能导致带来相互伤害的冲突，其政治价值也是有问题的。如果处于特定互惠情境的双方以有害行动为起点，如果双方一直保持这样的战略，则合作永远不能达成”，“即使存在共享利益，关于对等的判断不受扭曲，互惠战略也会导入死胡同”。1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双边的“战略性”互动不仅受国际环境的影响，更受两国历史、文化、思想、社会制度、领土主权及海洋权益等因素的制约，因而两国双边互动可能出现合作、竞争、冲突、顺应等情况。其中，合作是为达到“互惠”的共同目的，以及彼此相互协调、配合的最佳战略互动方式。随着中日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强化，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理想模式。但仅有理想的目标是不够的，为了避免过去中日关系的“政冷经热”，还需要有完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信念与行为配合。18

所以，在未来中日双边战略互动过程中，中国将突出强调中日相互依存的“互补性”和两国合作的“战略性”，进一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思想，推动日本从战略高度理解中日的“互惠性”，通过中日双边战略性互动，促使日本调整和修正对华战略误读，促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良性发展。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促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是时代赋予两国的历史使命。在国际体系之中，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两国都对亚洲及世界繁荣负有责任，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扩大双方共同利益是战略互惠的核心。这样的观点充分突出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战略性”，指明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方向。

不可否认，中日战略共识与战略分歧同在，未来中日关系走向具有以下几种可能性：一是保持上升态势。将遵循《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的各项共识，相互支持、推动两国的和平发展事业，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未来。二是中日两国关系平稳发展。中日两国在某些治理全球性问题方面逐步达成战略共识，在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认同关于按国家分别制定温室气体削减目标，中国对日本提出的“按行业设定减排目标机制”表示理解，乐见日本未来在国际环保领域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三是中日关系出现反复与回潮。展望未来，可能会因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恶化两国关系，并对亚太地区、国际社会的繁荣和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历史事实证明，中日关系不稳定，东亚就不可能稳定发展。在坚持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连续性上，民主党一贯表示将继续坚持中日两国既定的“第四个政治文件”，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而且在双边场合确认了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性，强调进一步加强两国合作的必要性。当然，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互动并非完全是良性的，日本时有损害中日关系的行为发生，譬如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国有化”方针已经成为破坏中日关系大局的现实症结。

民主党执政之初曾就中日两国确立和推进的战略互惠关系表示，日本政府愿与中国政府一道，继续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谋求充实战略互惠关系的内涵。并认为，承认相互差异并相互尊重与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也是一致的。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双方确认，增进政治安全互信对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在当前中日关系的紧要时刻，希望日方能够理性回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只有这样，才能确实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日本对华政策存在着一定变数。鉴于日本政府仍然主张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姿态，能否通过中日战略对话，处理分歧、建立政治互信，仍将是考验日方能否维护中日关系，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试金石。

注释

1 2 6［日］小原雅博：《日本走向何方》，加藤嘉一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38、32、37页。

3　2002年11月2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向小泉提交了一份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的研究报告，就未来日本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和实施方案提出了具体建议。2001年9月成立以来先后召开了32次研讨会，最终形成了该份报告。

4［日］冈本行夫等：《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2/1128tf.html。

5 7 参见日本外务省网页：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teigen/index.html。

8 日本前外长高村正彦在《面对21世纪的挑战：日本的外交课题》政策报告的前言中指出：“这样的外交政策建议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将对于新世纪日本外交方针的确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该政策建议就未来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具体建议。

9 在小泉内阁时期，执政的自民党于2005年出台了“新宪法草案”，表明将修改宪法第九条规定的日本永远放弃战争手段以及不拥有交战权，致力于实现自民党建党以来“自主制定宪法”目标。自民党建党精神之一就是倡导“制定自主宪法”，自主制定宪法可以说是“自民党存在的价值之一”。因而“修宪”已经成为自民党的宿命。

10 预防性外交主要是用外交手段处理国际争端与暴力冲突。

11 日本民主党网站：http：//www.dpj.or.jp/policy/rinen＿seisaku/seisaku.html/。

12 关志雄：《中国经济新论》，东京：日本侨报社，2004年，第7页。

13 ［德］杜浩：《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14 秦治来：“战略互惠引领下的中日关系”，《学习时报》，2007年10月11日。

15 引自谷野作太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题为《二十一世纪的东亚与日中关系——从对立·敌对走向对话·共存·合作》的发言稿。

16 参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cn.emb－japan.go.jp/bilateral/j－c080507－2.htm。

17［美］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115页。

18参见张蕴岭主编：《构建和谐世界：理论与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