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难题称得上“国家级”

两个概念最为重要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吴丕：“国家级难题”是一个新提法，这个提法和对此的讨论至少可以引起我们思考：国家究竟有什么真正的难题需要研究？其中有两个概念最为重要，一是“国家”。即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发展大计的、在国家这个层面遇到的重大而艰难的课题，也必然会涉及到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具体政策措施。问题的存在，必定对我们国家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会阻滞国家的发展与进步；问题的彻底解决或部分解决，必定能够较大地或极大地推动我们国家的发展进步。另一个重要概念是“难题”，难度的高低可能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定得高，则“难题”的数目会少；定得低，则“难题”的数目会多。在这上面最后即使不能得出一个一致的意见也无妨，因为这样的讨论能够让人们较好地认识到底什么才是我们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才是我们学术研究需要重视并认真研究的。而关于“难度”，应当是认识起来很难，解决起来更难。难在问题有很大的复杂性，涉及面很广，层次很多，争议很多，解决起来阻力很大，难点很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才有可能获得解决。就我个人来看，有两个课题可以列入“国家级难题”。一个是反腐败；另一个是农村现代化。当然这样的题目有失简单，作为一个“国家级难题”应该在题目上再作思考。

三个角度缺一不可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常健：所谓“中国的国家级难题”，必须从客体、主体和主体间三个角度来加以界定。从课题本身的客体角度，能够被称为“中国的国家级难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须事关中国的问题，而非其他国家的问题，也非全球性问题；须事关中国国家整体性问题，或普遍的局部性问题，而非仅限于某个局部的问题；其本身错综复杂，破解确有相当难度。从课题研究者的主体角度，能够被称为“中国的国家级难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即被包括国内外顶尖级研究者在内的众多研究者所研究，但并未得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从课题研究者的主体间角度，能够被称为“中国的国家级难题”必须在研究者中引发巨大而持久的争论。在评价是否构成“中国的国家级难题”时，这三个角度应当是缺一不可的，如果仅从一个角度来评价，往往会“鱼目混珠”。

透过两个维度理解国家级难题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郇庆治：对于“国家级难题”提法，大家的认识恐怕很难一致。一方面，所谓“难题”的基本意涵是“两难性的”，或者英文里面的“悖论性的”、“成问题的”，其直接意思是“做”与“不做”都有难以回避的困难或风险。另一方面，所谓“国家级”无非是指其影响范围、关系的重大和具有长远或根本的效用。上述二者结合，可以大致确定理解“国家级难题”的视角与维度。比如，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恐怕是首当其冲的一个“国家级难题”，再比如，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国家级难题”。其他类似的问题还有许多，比如民族地区的多元融合与统一问题、农村生活与生存方式的重构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或新一轮城镇化问题），等等，其核心都不只在于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而更在于我们把握与应对这些问题时的悖论性与两难性。

国家级难题特点有三

原中山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教授郑永廷：所谓国家级难题，就是国家面临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和难以处理的事情。国家级难题的特点应为：一，覆盖全局、影响深远，是国家在改革开放、建设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遇到的主要矛盾。这些主要矛盾会在各个领域、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并形成深远影响。因而国家级难题不是局部性、个别性问题，而是关乎国家全局与发展前途的问题。二，复杂多变、解决困难，这种难题具有复杂性与某些不确定性。解决这种难题，必须站在全局高度、兼顾历史背景、立足长远发展、抓住关键问题突破，否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把问题搞得更复杂。必须清醒地看到，因为存在多样性价值取向和拥有不平衡的利益资源，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都难免会遭到一些人的质疑甚至反对，但是，坚持正确方向与原则，深化改革、突破难关、主导发展，一定会有新局面。顾忌矛盾、不敢突破，只会陷于困境。三，现实性强、关注度高，在大局上关系到国家发展，对个人涉及到自身利益，因而多数人会高度关注并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尽快解决。当前中国的国家级难题主要有：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处理难题；干部与群众、权利与利益、占有与竞争关系的处理难题；法治与德治、管理与道德、教育与修养关系的处理难题；和平与战争、开放与自主、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处理难题。

当前中国的所谓国家级难题有很多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国家级难题即涉及到党和国家改革发展中需要解决但又没有解决的重大和关键问题。它可以从性质上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界定，也可以从办法上如发展问题、改革问题、开放问题等界定，还可以从体制、机制、政策等方面界定。一般来说，很多问题是综合性的，解决的办法也需要综合配套，但其中可以根据分类，采取有侧重的办法，对症下药。当前中国的所谓国家级难题有很多，比如经济领域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要素市场化问题、国有企业做大做强问题等，社会领域的收入分配问题、社会管理问题、保障房建设问题等，政治领域的民主选举问题、社会监督问题、腐败治理问题、司法公正问题等。

城市化与城市国际化是中国的国家级难题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刘康：城市化与城市国际化是中国的国家级难题。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现阶段的一个关键目标。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城市化，跟改革开放的步伐与思路一致。经济优先、GDP导向的政策，使中国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规模急剧膨胀。目前多数城市的国际化方案并未能提出创新思路，依然是GDP导向，经济优先。国际化的城市要有文化特征，要关注城市人文等综合发展。城市国际化的最高境界，在于文化的国际化，包括这个城市的历史人物、历史记忆、文化支点、城市伦理、城市信仰等因素。中国城市化的软肋是文化的缺失。文化导向还是经济导向，是中国城市国际化的战略方向问题。中国现代化的现阶段，如何使价值观重建和文化导向成为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真正核心内容和具体目标？这是中国面临的国家级重大难题。

怕的是舆论战场上会输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苏长和：如果我们与西方国家发生冲突，我们可能不会输在军事战场上，怕的是舆论战场上会输掉。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党员干部的思维和话语多受美国灌输的那套价值观、历史观影响，缺少自信心。内宣和外宣话语权降低，媒体出格行为屡见不鲜，党和国家讲什么，个别媒体就敢以隐蔽又不违法的方式肢解、嘲笑甚至挑战。媒体甚至跟学术研究唱对台戏，你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说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媒体宣扬金钱至上、纵欲奢靡的生活方式，社会勤劳、劳动致富的价值被忽视，投机取巧成风，崇洋媚外成风，萎靡低迷成风。高校对“国际化”理解较片面，文科中盲目推行英文教学，降低了汉语的主体地位，在发展中国家国际办学太少。腐败削弱了党和国家公职人员在人民群众的威望和信用。如此等等。这是国家级难题。如再不予以高度重视，对党的执政和国家向更高阶段的发展进行突破，将是个巨大危险。

收入分配问题是国家级难题

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自古以来收入分配就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之所以说难以解决，一是因为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的原因复杂。既有市场经济规律自身的作用，即使是公平竞争也可能带来不公平的分配结果，也有政府调控不到位或错位导致，还有自然、历史、地理的原因以及非法收入等因素。既有劳动者自身的问题，也有社会原因，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二是一旦分配格局形成，很可能形成既得利益群体，要重新调整利益格局难度就比较大。三是收入本身又具有刚性，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一旦减少就会引起不满情绪。四是收入分配问题的解决还依赖于国家财政，如果没有庞大的财政支持，诸如社会保障问题、贫困问题等很难解决。从我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历史来看，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就有学者不断地研究，政府也在不断地努力，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也反映这一问题解决起来难度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