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他带领卫兵闯进武昌城外一户居民家里,强奸人家的黄花闺女。这位民女性格刚烈,大哭不从,坏了这位卫队长副将的兴致,他一气之下将民女杀死,然后扬长而去。民女的父母进省城喊冤,可府、县两级地方官府都知道这名副将和总督官文的亲密关系,谁也不敢理会死者父母的申诉。这事被阎敬铭听到了,勃然大怒,亲自带人去抓捕。按清朝惯例,两司必须兼任总督和巡抚总营务处的职衔,如此才能节制各位将领,所以在名义上这名副将是阎敬铭的部下。但官文将副将藏到自己的家中。阎敬铭没抓住那个副将,便来官文的总督署禀报此事。官文谎称自己得病,不便接见。阎敬铭说:“若总督老爷病了怕风,我进他的卧室去汇报。”看门的侍卫得到官文指示,说大老爷不见,请阎敬铭回府。阎敬铭不理睬门卫,向随从传话:“去把我的被子拿来!我就在总督府的门房过道里住宿、办公,总督的病不好,我阎敬铭绝不回去!”就这样,他在总督官署的过道上住了三个晚上。
官文叫手下的属官千方百计劝阎敬铭回家,阎敬铭不从。官文无奈,只得让人去请湖北巡抚严树森、武昌知府李宗寿进官署劝说阎敬铭回家。这两人都是阎的陕西同乡,平时过从甚密,按理说阎敬铭应该给他们一个面子。可是无论严、李二人如何劝说,阎敬铭立誓不杀凶犯绝不回府。官文无奈,只得出来相见,求阎敬铭放过自己的下属。阎敬铭仍然不为所动,官文实在没有办法,竟然双膝跪地,向他行礼——顶头上司对下属如此,自古以来也不多见。旁边严树森、李宗寿看不下去,指责阎敬铭太过分。阎敬铭不得已将官文扶起来,答应不杀这个副将,但要求把他职务免掉,并将当日随行的卫兵提前复员、遣送回乡。官文一一答应,将那个副将叫出来向阎敬铭谢罪。阎敬铭一见凶犯,立刻火冒三丈,命令所带的兵勇将副将拖到外边,剥掉衣裤重打四十大板,打完后将其削职遣送回老家,然后再回来找到官文谢罪。
自此,连湖广总督官文也颇为忌惮阎敬铭,但对他的做事为人也着实敬佩。不久,官文便密疏朝廷,保奏阎敬铭担任山东巡抚。虽然官文有调虎离山的意思,但从中也可以看出阎敬铭的人格,的确让人敬重。
整顿财政 清查贪吏
阎敬铭于清朝光绪八年(1882)担任户部尚书一职,在任期内,他利用审计手段,清理整顿当时极为混乱的财政收支,严厉查处了一批贪官污吏,政绩卓著,被时人交口称颂。
阎敬铭早年曾在户部担任过户部主事,深知户部弊端,尤其天下财赋总汇的北档房,积弊更深。他决心革除积弊,实行改革。上任第一天他就亲自看账,并找来档房司官问账。结果无论是领办、会办、总办都不知道库里存银几何以及出纳情况和盈亏怎样,甚至连算账、看账都不会。眼看关系国家财政命脉的户部档房之账竟如此糊涂,为官员贪污提供了极大方便,阎敬铭立即给皇帝上奏折说:“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青吏,故吏权目张,而财政愈葬,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由于当时清政府库款困乏,也有整顿度支的迫切要求,所以同意了阎敬铭的奏请。
阎敬铭查了账目再查三库。所谓三库,是指户部管辖的银库、绸缎库和颜料库。其中绸缎、颜料两库为天下实物贡品收藏处,库内堆积如山,毫无章法,颜料、绸缎、纸张混在一起,月积年累,大都霉烂得无法使用,加上鼠咬虫蛀,毒蛇成群,进出账目更是二百多年的流水账,无清无结。银库的问题比想象的大得多,管理银库的差役、官员没有不贪污的,甚至连做苦力的库兵都利用搬银子的机会,把银子塞在肛门里面偷出来。职掌出纳的掌库、书办以大秤进、小秤出,天平砝码异常不等,十个里面最多有一个是准的,真是弊端累累。阎敬铭一反过去堂官所为,花了很大力量,亲自入库清点,认真查对出纳档案,并清查了二百余年的库藏和出纳账目。他的做法和态度震动了朝野。通过查账查库,阎敬铭当场斥逐了一批书办和差役,并奏参了号称“四大金刚”,原在户部担任司官的姚觐元、董俊汉、杨仅典和满族人启某。姚、董等四人受到清廷“革职回籍”的严厉惩处。清查三库,是清末一次很重要的查账理财活动。通过这一次清查,朝廷才真正知道了自己的国库到底存银几何,对自己的财政有了详细彻底的了解。
阎敬铭担任户部尚书之初,各地报交户部的银库存银都很少。例如山东省报交户部的银库存银只有几千两,阎敬铭对此十分怀疑,因为他曾在山东担任巡抚一职,对山东的财政收入比较清楚。于是他命令对山东的财政活动进行审计,那些有贪污行为的幕僚们极力宣称审计不可行,并且订立了攻守同盟,百般阻挠。阎敬铭掌握这一情况后非常气愤,警告说:“有敢阻挠者斩。”幕僚、差吏们都知道阎敬铭能够说到做到,再也不敢胡言乱语阻挠此事。审计公务得以顺利进行,按照朝廷规定的各项财政、财务收支标准,核对审查山东省各州县的财务收支,相应的贪污舞弊行为也都被揭露出来。随后,阎敬铭报奏朝廷对贪污舞弊的幕僚、差吏予以严厉制裁:查抄了一百五十三人的家,斩杀差吏数人,辞退幕僚十余人。他又对山东省的财政活动订立了一项制度,规定山东各级官府赋税的征收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逾期不报,即将负有主要责任的官员立刻革职。自此,幕僚、差吏们不敢再复效前辙,侵冒贪污了。几年之后,山东省银库存银由数千两增至五百万两。
阎敬铭整顿户部积弊,掀开了户部的许多黑幕,最惹眼的是掀出了云南省军费报销案。在清朝,军费报销向来是报销者和户部司官、书办的贪污门路,报销者可以把并非军费的款项纳入军费中去报销,而把大量报销所得的多余款项揣入私囊。户部明知有弊而给予报销,就要私收贿赂,通同作弊。云南的军费报销,早在阎敬铭入京执掌户部的半年前就已开始舞弊,云南巡抚派粮道崔尊意和永昌知府潘英章,携带巨款,来京打点门路。他们先找军机处章京、太常寺卿周瑞卿,通过周瑞卿找到署理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廉行贿游说。然而户部书办一口要13万两银子的巨额“打点费”,潘英章等人嫌太多,正在讨价还价的当儿,传来了阎敬铭即将进京接管户部的消息。他们深知阎敬铭的为官为人,赶紧抢在前面,以8万两白银的贿款,把云南军费报销了结。
像这样的行贿,在户部早已习以为常,百官们明知内情也不敢揭发,因为它往往牵连朝中大员,故而积弊愈深。阎敬铭上任后大刀阔斧地整顿,使百官们打消顾虑,逐渐打开言路。首先是御史陈启泰上了一道奏折,揭露太常寺卿周瑞卿和户部司官在云南报销案中受贿的事实。事关重大,朝廷不能不问,但谕旨只派刑部审查,并轻描淡写,对王文韶、景廉明显有保护的意思。可是谕旨一发,案子想收也收不住了,御史洪良品把知道的底里一古脑儿揭了出来,要求对景廉、王文韶即行罢斥,听候查办。随后邓承修、张佩纶、盛呈等人也都连上奏折,呼吁严行审理云南军费报销案,对王文韶等人严厉制裁。与此同时,阎敬铭以户部的账目不清、三库混乱,参奏户部司官“含混草率”,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原为户部尚书的景廉和王文韶。清政府在阎敬铭等人的敦促之下,加紧对案件审理,并派他会同刑部审理此案。案子到了阎敬铭手里,自然就有了结果。与案情有牵连的数十名大小官员,都受到了应得的惩处,如受赃的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革职赔赃,徒三年;太常寺卿周瑞卿革职赔赃,流三千里;潘英章、户部主事龙继栋、御史李郁华等也都被革职流放;军机大臣景廉、王文韶都受到降级处分,王文韶被逐出了军机处。其他如户部侍郎许应、崇礼、工部侍郎翁同龢和兵部侍郎师曾、孙家鼎、徐同仪、福志、现任云贵总督岑毓英、户部侍郎奎润等也都有失察之责或有一定瓜葛,分别受到降职罚薪等处分。
云南报销案的处理,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大事。当时如果没有阎敬铭参与审理,很难想象能有谁去揭穿这样的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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