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保守政治”质变：从稳定的保守跳跃到的右倾保守化

这篇随笔的发端在于对日本最受争议的政治家小泽一郎政治生涯的思考，但或许除了他本身的性格与特殊经历外，探讨他的经历所映射的日本保守政治的轨迹，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从政治家履历来看，小泽在自民党黄金时代的末期居于权力的风头浪尖，因为强力手段被称为“乱世的小泽”，甚至有认为自民党90年代的权力斗争就是围绕着“亲小泽、反小泽”这一中轴展开；随后退党，利用个人的影响和手腕帮助民主党成为第一大党；又被驱逐，卷入官司；在小党林立、同时代人物或亡去或隐退的今日又再组新党继续站在台前。

从政治家的成就来看，有人称他为“思想的政治家”，这个词似乎兼有憧憬、惋惜和讽刺之意。他所能提出的博大计划往往与他实际能获得的执行权力不成正比：在自民党时期，他高唱新自由主义改革，即使在保守的自民党内部，也是偏右人士；但今天，他的政见却又与左派人士和政党合流。

乍一看，这或许会给人墙头草的印象，但如果换一种思路，我们或许会发现：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的不是小泽，而是日本政治本身。通常，当我们在讨论今天的日本政治越来越右倾的时候，会认为这是二战后保守势力消灭得不够彻底的必然结果。这个结论当然没错，但是，日本的“保守化”和“右倾化”绝不是一条顺滑的曲线，而是在某个关头出现了重大转折。构成这个转折的是经济衰退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及由此导致的日本政治“保守主流”的改变和社会“一亿中流”的崩塌【1】。日本政治从稳定的“保守”跳跃到一个极不安定的“右倾保守化”状态。而小泽一郎这样的传统“保守”政治家竟也不知不觉间，移到了日本政治光谱的左边。

一、繁荣期的日本：“保守政治”与“一亿中流”的稳定结构

日本政治语境中的“保守”有其复杂性。从我们中国——作为二战受害者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意识出发，在使用“保守”一词时候，暗含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右”和“军国主义化”倾向（比如“日本政坛趋于保守”；“保守派的军国主义复辟”等）。但在日本国内政治语境中使用“保守”一词的时候，强调的是社会中坚与政治的中间道路【2】。换言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日本保守政治是偏右的，但在日本自身的角度，“保守”意味着居中。一个侧面的证据是，长期的执政党自民党在2010年——议会选举败给民主党成为在野党后——才修改党章正式明确宣称了要走“日本的保守主义”道路，以区别于吉田茂时代所确立的“传统保守主义”，在日本的政治语境中，恐怕这才真正算是标明了自民党的“右倾”。 【3】

总的来说，这种“保守政治”下，政、官、财三位一体的权力嵌入到社会结构和文化中（如图所示），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没有改变，政治家实质上也是战前统治精英的继承者，政治的运作需要最大限度抑制激烈的变革，维护保守的政治权力的既有地位。另一方面，政治家行为与民众意愿之间确实存在着上传下达的渠道——即使这里受到诸多非现代性的关系纽带，而非纯粹来自法定的程序——因此，政治运作又意味着要通过国家规划，将国家发展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在全民中形成一个较为公正有效的分配（“一亿总中流”），以求从源头上消灭极端化的可能性。

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前，日本政治看上去运转得非常稳定，日本也开始试图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强调自己已是一个“发达的民主国家”。当然，这种宣言旋即受到欧美和东亚学者的批驳，于是日本学者也就转而强调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特殊性”。但是不管怎么说，在稳定运转中，日本的政治安排至少存在着两个关键隐患：第一是排斥变革，使得矛盾不断积累；第二是过于依赖经济的良好表现和贸易保护主义，终将无法抵御全球化的冲击【4】。

日本保守政治的稳定结构

二、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剧场政治”：崩坏的“一亿中流”与谢幕的“保守主流”

1993年，国民对经济不振的失望情绪直接导致了“五五年体制”【5】终结【6】，这也是70年代以来自民党和社会党选举基盘逐渐动摇的最终反映。自此，在执政时开源节流，在选举时吸引浮动选票，就成为政治家的必然选择。

尽管并不是唯一一个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政治家，但作为日本20年间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小泉纯一郎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在大众民主和经济效率名义下的“无圣域的结构性改革”，破坏了统治阶级向劳动群众出让利益的渠道，加速将“一亿中流”推向“下流社会”；其次，旨在吸引浮动选票的“剧场政治”不但带起了日本政治家的表演之风，华而不实、花言巧语和丑闻攻讦代替了实质的主义与路线之辩，同时，也给予自民党“保守主流”以沉重打击，打破了政治的铁三角。

（一）改革与“中流”主体地位的丧失

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在“民主”与“高效”的旗号下破坏了保守政治结构的社会基础。小泉政府改革的正当性主要来自：1）“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经济改革；2）借用民众对官僚机构的不满，以及“地方公共建设浪费”的舆论氛围，借“减轻国民负担”和“发扬民主”为名义，推动公共机构的“民营化”和公共服务削减；3）以“大众民主”的名义推动修宪。换言之，一边削弱政府在公共管理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边借“民意”排挤政敌。因此当时民间有玩笑说，小泉的“小政府”就是“小泉一个人的政府”。

尽管类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曾经在撒切尔和里根手中获得了成功，但21世纪的日本却不是198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无圣域的机构改革”是否能最终挽救日本的经济，也许尚不能下结论，但是“下流社会”的态势似已不可逆转。当然，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单论财富和生活方式而言，日本仍然拥有大量的“中产阶级”，然而，“下流社会”最关键的还是中产阶级（中流）失去了在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压缩了普通群众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空间【7】。

一方面，在城市，小泉政府将1996年通过《劳动者派遣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制造业和建筑业【8】，传统的终身雇佣、享有丰富福利待遇的正式职工减少，而雇佣不稳定、没有或只有很少福利、平均工资只有正式职工一半的的“派遣社员”增加，在2006年其比例达到33%。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旨在提高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则是大企业集团与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分离，增加了相对贫困的人口，同时也促成了劳动阶层的分裂，劳动者缺乏相应的归属感，“工会”这一传统的政治博弈手段被削弱。根据2009年大选时的统计数据，与泡沫破灭后初期的1994年相比，日本雇佣劳动者增加了176万人，达到5455万人，但其中工会成员只有1008万人，比1994年减少262万人。2009年工会组织率仅为18.5%，不到最高峰期的1/3。而在非正式雇佣者中，组织率只有5.3%【9】。

另一方面，在农村，由于产业比例变化和农产品市场的对外开放，农村本身在逐渐衰落【10】，改革对公共投资的削减和公共机构的“民营化”恶化了这一状况。小泉政府实施了减少农作物种植面积政策，并在亲美的大环境下继续开放农产品市场，自然也削减了相应的保护性补贴，日本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利润不断下降。公共机构的民营化和公共设施的压缩则大大增加了农村生活的隐性成本，扩大了城市与农村在生活方式上的鸿沟，到大城市学习、工作的年轻人无法再返回到农村和小城市去，地方农村与小城市的凋敝死亡趋势已无可逆转【11】。

尽管这些政策并不是从小泉时代才开始的，但小泉把这些前代的“权宜之计”——或者为了应付财政困难，或者迫于美国的压力——转化为全局性的“改革”伦理推到了前台【12】。与农村凋敝相对应的是基层自治组织“农协”和自民党选举“后援会”的衰落，这又进一步恶化了基层的自治环境，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央对地方的“抛弃”，福岛救灾不力某种程度上是这个趋势的反映。

（二）“剧场政治”：政治家的劣化与“保守”的最终变质

进入80年代以来，自民党农村基盘衰退趋势显著，不倾向固定政党的浮动阶层增加【13】。小泉纯一郎本人由于在自民党内缺少保守主流的支持，又需要尽量减少派阀的影响，维持政府政策的稳定性【14】，因此选择了能够迎合中心城市、有产者和年轻人等“浮动阶层”的改革政策。

小泉仿效欧美政治家的选举策略，有效运用大众传媒，强调自己的年轻、创新、现代化和国际化，跳脱了传统日本政治家推崇的乡土形象。花俏的作风谈吐，以及“改革”的口号深受大城市有产者和年轻人的喜爱。在任期间的历次议会选中，小泉打着“改革派阀政治”的旗号，笼络一些形象清新的年轻议员或知名人士，充当“刺客”，排挤了自民党在各选区的派系候选人。但是这些“无派系”人士后来也被认为相当于“小泉派”。

简言之，剧场政治的成功在于两点，首先，工会、农协及其他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凋零，无法对决策过程形成有组织的影响，加上小选区制度改革，分散的选票实际很难反映像样的“利益要求”，更罔谈“路线主义的区别”，因此政治家本身的公关“好感度”一举成为关键要素——这也是冷战之后发达国家的共性。

其次，从日本本身来看，保守政治在历史上的确积累了诸多的丑闻，引起民众的广泛不满，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年轻人和中产阶级的思想发生很大的变化，向往西方政治家的“清新”、“幽默”与“亲民”形象，而传统保守政治中的秘密行事风格、乡土气息、私人关系网络等往往与腐败、落后挂钩。小泉本人很好地适应了这一变化，让自己时刻散发着欧美影视作品中金融和法律精英的气息，吸引了大量年轻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

随着政治家和选民的变化，媒体的重心也随着转移，能够制造夺人眼球的“新闻”的政治家受到了更多的亲睐。这就是后来像石原慎太郎、桥下彻这种实际提不出什么现实性政策却善于制造“爆点”的政治家能够成为政治焦点的重要原因，也是政治家开始公然散布右翼观点军国主义思想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原因，因为在有限的议题中，又有什么问题能比咒骂中国更有“爆炸性”，成本更低，更不负责，更不会引起国内选民的负面情绪呢？当然，除了小泉这个成功的表演者，也不是没有演砸了的例子，安倍、麻生和野田都是前车之鉴。而扫除了“保守主流”的自民党——福田作为保守主流最后挽救的努力似乎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却在小泉之后再没有出过像样的政治家，在最近的总裁选中，安倍晋三、石原伸晃和石破茂的竞争可说是1955年之后最弱的自民党竞争，而台下备受记者关注的则是小泉之子。同时，这也是有史来最“右”的自民党竞争，2010年自民党修改了党章，首次明确宣称了“日本式保守主义”，脱离了“保守主流”的“中间”地位，滑向了右倾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