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有关“中国形象”的话语互动

“国家形象”是中国当前极为“棘手的战略问题”，事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中国形象”是指在“我者”（中国）与“他者”（外国）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对中国的总体看法与评价，最终需要以话语来标明。中国形象的建构，也取决于中外话语互动的过程与结果。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不断“创新”有关中国形象的话语，从“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到“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使中国陷入仓促应对、极力反驳的困境中。伴随着国家硬实力的提升，中国提出打造“负责任大国形象”、“和平发展”的话语，以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霸权。

那么，后冷战时期中西有关中国形象的话语是如何互动的，有什么特征，中国要如何提升国家形象的话语主动权，将是下文重点讨论的问题。

一、中西有关“中国形象”的话语互动

冷战时期，毛泽东提出的“世界革命”、“三个世界”等外交话语，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美欧等发达国家，也有为数不少的追随者。这与这些话语反映了人类对美好社会理想、对普世价值的追求以及毛泽东本人的个人魅力有关。在此期间，“中西方在话语权竞争中互有攻防，决非西方话语一统天下。”不过，冷战结束后，中国硬实力虽然不断加强，但外交话语权却不升反降。在中国有关自我的国际定位和国际战略的话语表达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形象”不断被定义、被丑化，因此陷入被动反驳的困境中。

第一，“中国威胁论”引发的中西话语互动

面对中国国力的提升，1992年，日本学者村井友秀提出“中国威胁论”。这一话语很快地扩散到美欧与中国周边国家。作为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深恐崛起的中国会引发权力的转移，威胁到它的既得利益。1996年，克林顿政府在给东盟各国的信件中就表示，“中国已有取代前苏联在亚洲构成主要安全威胁的迹象”。美国学者提出各种理论，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论，对“中国威胁论”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证。

西方在鼓吹“中国威胁论”的时候，还提出“中国崩溃论”。2000年，美国学者罗斯基（Thomas Rawski）指责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统计数据造假。美籍华人章家敦在《中国即将崩溃》的著作中，宣称中国经济正在衰退，并将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走向崩溃。“中国崩溃论”的话语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并不需要过多的话语反驳。因此，中国对西方话语的回应更多体现在对“中国威胁论”的驳斥上。

“中国威胁论”给中国造成极其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开始了以“以立为破”的方式解构这一话语。上个世纪90年代中，中国提出打造“负责任大国形象”。2003年，又提出“和平崛起”的话语（很快被改成“和平发展”）。中国指出，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大国武力崛起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即在“维护世界和平中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的发展之路”。

“和平发展”话语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中国威胁论”。虽然西方仍视中国为“重大问题”、“重大挑战”，但是较少使用“威胁”的话语。中国话语“至少促使美国外交精英重新定义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西方逐渐发展较为温和的新话语，如“中国责任论”、“中美国”（Chimerica）和“两国集团”（G2）来替代“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

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指出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2006年，欧盟在新出台的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中也特别强调“中国责任”。西方认为中国在人民币汇率、贸易逆差、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上均不够“负责任”。在2008年金融风暴后，美国学者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在《外交》杂志上撰文，提出G2概念。历史学家弗格森（Niall Ferguson）则提出“中美国”概念。

“中国责任”虽然比“中国威胁”更加中性与温和，但是这一概念的实质是要求中国承认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并承担拯救金融风暴的责任。这更多强调中国单向的责任，而对美国的责任视而不见。G2、“中美国”的概念也有损中国与其它国家的良好关系的发展。因此，中国对此进行了驳斥。2009年5月20日，温家宝在中欧峰会上对巴罗佐明确表示：“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的格局，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2009年11月19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奥巴马总统时指出，中国不赞成“两国集团”的提法。他认为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奉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且，世界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决定，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

第二，“中国新殖民主义论”及中国的批驳

中国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增长，引起了西方的恐惧。他们提出“中国新殖民主义”话语。2006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访问尼日利亚时，批评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并认为这与以前的英国殖民统治没有什么两样。西方媒体发表了许多评论中非关系的文章，指责中国在非洲倾销廉价商品，掠夺非洲的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对非洲的经济援助不带任何条件，而不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理念为条件。

“中国新殖民主义”话语遭到温家宝的严厉批驳。2006年6月18日，温家宝结束对埃及正式访问前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时明确表示：“‘新殖民主义’这顶帽子绝对扣不到中国的头上”。他指出，“中华民族懂得殖民主义给人民带来的苦痛，也深知要同殖民主义作斗争。”“在中非交往上，中国从未侵占一寸土地，也没贩卖过一个黑奴。”他还用中国援助非洲的大量数据和事实说明中国与非洲的友好关系。

2008年4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中也指出，“中国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从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他国，也不把援助当作施压的工具。”“中国对非合作特别注重技术合作和人才培养，目的是增强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能力。”这些话语回应了西方对中国的恶意指责。

第三，“中国强硬论”等新话语的抬头与中国的批驳

近年来，西方经历金融风暴的打击，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产生一定的心理失衡。西方批评中国在气候谈判中不合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让步，对美国宣布售台武器“皱眉”，在钓鱼岛和黄岩岛问题上态度“日趋强硬”，认为中国“过分自信”，表现得“咄咄逼人”。他们开始提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不确定论”、“中国必胜论”等新话语，把中国描绘成一只张牙舞爪的老虎。美国外交学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认为，中国“更不愿意妥协了”，“更不愿意与邻国合作，并更倾向于在发生政策分歧时选择与它们进行对抗。”法国人埃里克·伊斯哈勒维奇还出版了《中国的傲慢》一书，批评中国已经从自信到了“傲慢”。

2010年3月，温家宝在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主动回应“中国强硬论”等西方话语。他指出，中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永不称霸”，“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即使是中国很穷的时候，我们也是铮铮铁骨。”外交部新闻司参赞鲁世巍在批驳“中国傲慢论”的时候，也指出，关于钓鱼岛等涉及国家核心利益、主权安全的问题，中国是从不让步的。这些批驳包含两点意思：其一，中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并没有西方所言那么“强大”，甚至产生“傲慢”；其二、对于领土主权问题，中国的态度是一贯的，并没有因为“强大”一些而更强硬。

二、中西话语互动的特征

从反驳西方的“中国形象”负面话语，到逐步建构自己的话语，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意识逐渐加强。

目前，中西话语互动表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中西有关“中国形象”的话语互动结构相当不平衡，西方不断“创新”并主导话语，中国被动反应，创建与主导话语的能力不足。

中国对西方话语更多是解构式互动，而非是新话语建构式互动。针对“中国威胁论”，中国也产生了“负责任大国形象”与“和平发展”的话语，但是，依然没有跳出西方的话语框架。对于“中国新殖民主义论”，除了驳斥外，中国并没有产生具有一定理论性、系统性的新话语来建构中国的新形象。

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大多为学者提出并经过系统理论论证。有的概念得到政府官员一定程度的认同和支持，但是，也有的概念，如“G2”、“中美国”，美国政府的官员并不赞同。希拉里曾表示，她不同意“两国集团”（G2）的提法。中国对于西方话语的驳斥，基本上包含了政界、学界和媒体的共同努力。中国领导人（如胡锦涛、温家宝）、外交部官员、发言人在驳斥西方话语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学界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理论论证以及建立强大的话语逻辑体系来驳斥西方话语，有的甚至只是简单重复领导人驳斥的要点。学界在“中国形象”话语互动中缺乏前瞻性思考和理论建构，对西方话语回应的不足，是中国缺乏话语创设与领导能力的重要原因。

中国有关“负责任大国形象”、“和平发展”等话语，为《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对外媒体所报道。西方学界和媒体开始使用“和平发展”的话语，并探讨其背景、内涵与影响。中国领导人和外交部发言人在会见外宾或记者招待会上对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的驳斥，也会经由中国对外媒体和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为西方受众所听到。但是，总体上，因为中国对外媒体的相对落后，真正得到报道的中国声音还相当少。

第二，西方有关“中国形象”的负面话语背后隐含一定程度的“受害者情结”。

无论是“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还是“中国强硬论”，都是具有一定攻击性的话语。“中国责任论”、G2、“中美国”等更为温和、中性，但是，依然摆脱不了负面色彩。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一般经过学者的理论论证，经西方发达的媒体所报道，可以形成强有力的议题，主导对华舆论。这对中国的良好国家形象的建构产生较大的冲击。

西方话语背后既有西方人的优越感意识，又隐含着一定的“受害者情结”和推卸责任的潜意识。这些话语反映了西方社会面对权力转移，对中国崛起可能造成的西方既得利益损失的恐惧。西方并没有承担起自身的责任，做出自我改进，而转向对中国形象的丑化。但是，这种对华的负面言论，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西方对利益重新调整的恐惧，也不能从根本上阻止中国走向强大。西方需要突破处于无意识状态中的“受害者”情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更好地表达其利益和需求。

第三，中国对西方话语的反驳感性与理性并举，但语气与方式略显生硬。

中国反驳西方“中国形象”话语的主要方式有：（1）通过领导人国外访问的谈话以及答记者问；（2）中国外交部官员及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的答记者问；（3）通过发布白皮书的方式，例如，2007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驳斥“中国能源威胁论”。

中国对于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一般用“对错”判断来定性。中国认为，“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是对中国“缺乏正确认识”、是“谣言”、是“冷战思维”的表现，是“毫无根据”、“无稽之谈”、“不负责任之举”，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甚至是“荒唐可笑、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中国认为话语主体是“别有用心”、别有“企图”，其行为是“转移国内视线”、向中国“施压”、“抹黑”中国。中国对此表示“愤慨”和“坚决反对”，并且认为，“他们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也绝对不会得逞。”中方敦促有关方面“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纠正错误做法。”总体上，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论比国家领导人的有关言论在措辞上更为严厉。特别是在有具体问题所指的时候，例如，关于西方对中国“军费不透明”和“网络间谍”等问题的指责，对于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年度《中国军事力量年度报告》的回应，外交部发言人的言辞更为严厉。

在反驳“中国威胁论”，建构“和平发展”话语的时候，我们通常使用“承诺”的词汇，表示“永不称霸”，“中国自古是个热爱和平的国家”。这些词汇非常肯定。这固然表明了中国的决心，但是，话说的太绝对，在逻辑上反而可能有隙可击。

中国对西方话语的反驳中，诉诸于一定的感性成分。特别是温家宝总理在驳斥“中国对非新殖民主义”时，指出“中国与非洲有共同遭遇殖民主义的痛苦经历”，“非洲人民对我们有恩”，“对中国有‘德’”。他指出“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唐家璇也指出“中国同非洲国家是全天候的好朋友、真诚合作的好伙伴、情同手足的好兄弟”。

话语的驳斥也需要依靠逻辑理性。例如，马凯驳斥“中国环境威胁论”，举了三组数据说明中国的历史累计排放量少、中国人均排放水平低、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小的事实。

中国还“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充分利用西方内部的话语矛盾，来批驳负面的“中国形象”话语。中国认为，持“中国威胁论”等观点的只是一小部分人。有关媒体引用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世界银行能源部顾问辛达尔等的言论对“中国威胁论”进行反驳。这样的批驳往往更具有说服力。

除此，中国也承认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唐家璇指出：“在中非合作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正常的”，“中方理解部分非洲国家在贸易逆差、纺织品等问题上的关切，正在采取积极措施，同非洲朋友一道，努力寻求解决办法。”对自我问题的反思与审视，有助于提升中国形象。但是，目前这样的话语仍较少。

第四，中西话语互动存在攻击—辩解以及恐惧—愤怒两对恶性循环。

中西话语互动陷入到批评与辩解的恶性循环中。西方不断挑起“中国形象”的负面话语，呈现批评者的姿态。中国对于批评的最直接、自然的反应就是辩解，强调中国形象的正面成分。这导致西方越强调负面的中国形象，中国就会越强调正面形象，而中国越强调正面，西方就更强调负面。在这个批评—辩解的模式中，中国会认为，西方看不到中国的正面形象，而西方则认为，中国不承认自己形象有负面的成分。

批评—辩解只是中西话语互动的外在表现，背后隐藏着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恐惧—愤怒的恶性循环。西方对中国的批评攻击源自于对中国崛起可能引起的既得利益损失的恐惧。这种恐惧转化为批评攻击，引起中国的愤怒。愤怒往往呈现出一种对抗的姿态，急于辩驳。结果，西方越恐惧，对中国外在的批评行为就越多，中国就越愤怒，辩解也越多。而中国越愤怒，相应会加深西方的恐惧，因此陷入恶性循环中。

三、“中国形象”话语主动权的提升

提升有关“中国形象”的外交话语权，是目前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任务。要扭转“中国形象”话语被动，需要大力发展中国对外媒体，扩大中国话语的音量。这关系到中国硬实力问题。然而，硬实力的提升并不必然带来话语权的加强。因此，提升话语权，关键在于提升“中国形象”话语的质量问题。这需要做到以下三点：（1）中国需要从战略高度来把握外交话语权问题，建立系统的外交话语战略；（2）中国需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立逻辑一致的话语体系；（3）中国还需要推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繁荣，为中国外交话语提供知识源泉和更令人信服的系统论证。对这些问题，张志洲等学者曾做过深入的探讨，笔者在此不再一一赘述。下面将针对前面所讨论的中西话语互动的特征，提出以下提升“中国形象”话语主动权的新思路。

第一，中国需要调整心态，增强自信心，打破攻击—辩解以及恐惧—愤怒的恶性循环。

弱者心态者面对批评，往往会愤怒，而产生对抗与辩解。强者心态者面对批评，会改变被动防守、辩解，向人证明自己或自我证明的方式，既阐明真相，以消除误会，又强调双方的联结关系和友谊。强者心态者可以进一步看到对方批评表象背后的虚弱，用沟通的姿态去帮助对方克服恐惧。

要突破攻击—辩解模式，中国可以先迈出改善恶性循环的关键性步伐。在话语互动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承认中国形象的负面成分，当然也要引导西方看到中国形象的正面成分。中国承认与反思自己的不足，不是妄自菲薄，而是建立在真正的自信心的基础上。

西方因利益重调而产生恐惧，是自然的。如果只看到西方攻击的言语本身，未能进一步看到其背后的恐惧，就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国以愤怒反应，或许可以制止西方表面的攻击行为，但是，却不能真正解决西方对利益丧失的恐惧心理，它势必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

面对西方的批评，中国需要向对方标明他们恐惧的情绪，指出其存在的“受害者”情结，督促他们负起自己的责任。同时，中国也可以表示愿意反思自己的问题，承担自己的责任，来共同解决问题。

第二，中国要在战略的层面上，主动建构“中国形象”新话语，提出“美国形象”话语，取得话语主动权。

中国主动建立“中国形象”话语议题的能力在加强，但是，无论是“负责任大国形象”，还是“和平发展”，都是中国对西方话语的被动反应。中国需要继续提出新话语，如“中国清醒论”，表明中国对自己国情的清醒认识，对国家的国际地位的自我定义，以摆脱被定义的局面。中国也可以提出“中国反思论”，主动讨论自己存在的一些问题与不足，以跳出批评—辩护的恶性循环。

要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负面话语，需要“以立为破”，提出有关西方尤其是“美国形象”的话语。以前我们有“西方殖民主义”、“美帝国主义”、“美霸权主义”等话语，现在基本不使用。但是，中国可以提出新的话语，如“美国创新论”、“美国恐惧论”、“美国受害者心态论”、“美国责任论”等，并进行系统的理论论证。对美国的话语应该既有关于“美国形象”的正面话语，也有负面话语，以提供更强的客观性。中国提出这些话语，可以转移议题，扭转中国的话语被动，起到自我保护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批评中国背后的恐惧、“受害者”情结，敦促他们承担自己的责任，不是破坏性的攻击，而是具有建设性的措施，是为了促进美国自我反思能力的加强，以有助于他们更加客观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第三，在具体的行为上，中国需要注意话语表达方式的改进。

中国崛起势必引起利益重新调整，导致国际社会的不适。不管中国使用什么话语，国际社会都会对中国有所怀疑。在话语互动中，中国不应该以完全消除这些怀疑为目标。但是，中国可以用更好的表达方式，兼顾双方立场，尽可能去缓解这些恐惧与怀疑。

在有关“中国形象”的话语互动中，中国需要尽量避免简单的“对错”二元对立观，要着力于缓解对方的情绪，而非简单、直接地对攻击行为做出辩护的反应。对于西方的负面话语，中国可以通过例举数据和事实来说明自己的立场，但是，这些举动的立足点不是站在对立立场上的反驳，而是在强调友谊联结的基础上，帮助对方消除恐惧与误解，以达到对中国的更客观理性的认识。

中国还需要注意到不要使用过于肯定性、绝对性的话语，以引起逻辑性漏洞。例如，对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称“自古热爱和平”，“承诺永不称霸”。过多强调“过去”与“未来”，对解决“现在”的问题帮助不大。我们可以改变方式，既然现在的中国与国际社会有能力推动中国的和平发展，那么，在未来的国际环境中，中国与国际社会也同样可以具备能力，促使中国和平发展。这样，论证的自足点不是建立在“过去”与“未来”等肯定性话语上，而是建立在现在的中西沟通能力、理解能力的培养上。

又如，西方批评中国对非援助是“掠夺性的”，中国会以对非援助是“无私的”、“不带任何附加条件”进行反驳。然而，在国际关系领域，帮助是互利互惠的。我们可以肯定中国从中非关系中获得利益，但是，对方也同样获得了利益。我们肯定中非关系取得的成就，同样，也肯定双方存在的一些问题。

总之，赢得“中国形象”话语权是一个包括心态、战略与行为调整的系统工程，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原载于《国际论坛》2012年第6期，原标题《中西有关“中国形象”话语互动探析》。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与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