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下）（3）

社会学篇

社会转型过程中存在哪些“转型风险”

学者指出，转型与变迁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需要警示的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并不理所当然地呈现出历史决定论意义的“必然律”，而是充满了多元变化的“或然律”。也就是说，“社会转型”并不必然使“转型中的社会”一帆风顺地步入进步、公正、繁荣与文明。

有研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量化分析，证明了亨廷顿假设在东亚社会的适用性——“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带来政治参与的扩大，进而增加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在这里，社会经济发展——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对政府或国家期望的拉升——预期难以满足——政治参与积极性的萌发之间，就被赋予了因果逻辑解释力。因此，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在制度外参与政治行动的积极性也越高。这就进一步强化了“转型风险”的蔓延可能。纵观2012年群体性事件的表现，除继续萌发的征地拆迁、劳资关系、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关系等社会冲突外，由市民阶层卷入的环境保护等，则以更大规模的意见表达，传递了转型风险。

社会管理的政策配置应以什么为主要任务

正因为强烈意识到了转型可能带来的风险，政府部门才开始调整发展战略，加快了社会建设的步伐，强化了社会管理的政策配置。学者一致认为，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形塑公平公正的社会运行机制以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有学者提出了“底线公平理论”；有学者认为，要搭建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符的利益博弈平台；有学者提出，要以社会公正奠定社会安全的基础。

实践证明，社会转型加速了人们对自身相关利益的关注。社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关注收入差距、财富积累差距与就业机会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像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的那样，“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我们才会在新的发展阶段，重新凝聚力量，建成人人共享和谐的小康社会。

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为什么还需“更给力”

社会转型使公平公正机制的建立表现为“过程”性的特征。在原有的社会修复机制难以起作用的同时，新的社会修复机制，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时间来延伸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学者认为，在此承前启后的变化中，需要通畅的矛盾化解渠道以排解淤积的社会不满情绪。

譬如劳资关系问题：我国的集体协商原本不在于推动劳资博弈，而是将劳资双方纳入法制框架并使之契约化来维护既有的稳定。但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我们在社会治理中采用的指标化管理模式，正在使集体协商流于形式。社会转型的风险正在于此：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化解矛盾，但经历诸种不可预见的执行扭曲，最后却转化为应付检查的任务分解。而正因为工会与集体协商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企业内部的冲突出现恶性事件。

再比如，信访制度的设计与建构，在于冲突的化解。但学者研究发现，信访制度在一些地方，不但不能有效回应社会问题，反而负面效应增多。信访制度设计的初始阶段，的确具有正功能，但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却逐渐发展出了一些负功能，甚至于对法治化社会的建设，也带来诸多功能性弊端。

健全社会流动机制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

在市场化背景下，竞争规则的公平是基础。要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应该在社会学视野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但社会结构的层级化，却表现出了阶级阶层结构的层级化。所谓“农二代”、“穷二代”等符号化的社会表达，彰显了收入差距的代际继承。而所谓“富二代”、“官二代”、“城二代”，则放大了阶层等级的鸿沟，由此也再生产出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基于社会关系分化基础上的阶层利益矛盾往往更固化。

学者研究认为：现代社会阶层关系的固化，以及中下层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几率的降低，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人们的幸福感，妨碍各阶层发展和社会和谐。所以，学者认为，只有健全社会流动机制，使之真正具有公平公正的渠道引导特征，并使下层社会的“孩子们”，能够通过教育与职业发展的通道，顺利改变自己的命运，则转型危机就会转变为转型红利，从而形成和谐的社会环境。

（作者张翼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