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化是个人权利附带产生的结果？

摘要：一方面，民主化进程需要众多前提条件，诸如经济、阶级、文化等，是一个确定性的过程；另一方面，民主化进程又包含了许多机遇、意外与矛盾，又是一个不确定性的过程，而其中的政治精英，往往能影响这一不确定过程的最终结果。基于蒋经国与李登辉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台湾的民主化虽然以确定性的影响因素为前提条件，但是直接诱因是那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即：台湾民主化是李登辉在利益导向下为增强个人权力和地位而附带产生的结果。

关键词：民主的不确定性；民主化；政治精英；蒋经国；李登辉

一、民主化：发生与何时发生

(一)民主化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现今，民主研究的趋势已然从理论层面的“应不应该”的问题转向了实践层面的“如何实现”的问题，而对“民主如何实现”这一问题的分析研究，在逻辑上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对“民主化的影响因素”(以下简称影响因素)的研究。

在对影响因素的研究中，首先遇到的两个难题是：第一，影响因素的种类，即影响因素都有哪些；第二，影响因素的关联性，即影响因素与民主化之间的关联程度。法国当代政治哲学家克劳岱·列霍(Claude Lefort)提出了“民主的不确定性”这一概念。在他看来，这种不确定既包括内在主体的自我认证困难而导致的内在不确定，又包括外在影响因素难以确定而导致的外在不确定。［1］由此可见，民主化的影响因素有着不确定的特性。值得辨疑的是，这种不确定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

1．影响因素种类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

毋庸置疑，民主不会凭空发生，它势必会受到众多影响因素的作用、推动和制约。虽然学界目前还不能确证影响民主化的因素到底有多少种，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学界已经明确地发现了五种主要影响因素，分别为：第一，经济因素，以西蒙·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强调经济发展与民主化的高度相关性；第二，阶级结构因素，以奥唐纳(G．O'Donnell)、卡多索(Fernando H．Cardoso)和法雷托(Enzo Faletto)为代表的历史结构分析理论，强调工业化所带来的阶级变动对民主化的影响作用；第三，外部环境因素，以高棣民(Thomas B．Gold)、陈玉玺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强调外部环境(“中心国”)对于民主化的影响作用；第四，文化因素，以阿尔蒙德(GabrielAbraham)和白鲁恂(Lucian W．Pye)为代表的政治文化理论，强调对权力取向所形成的特定政治文化对民主化的影响；第五，精英因素，以奥唐奈(G．O'Donnell)和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为代表的策略互动理论，强调不同政治行动者策略抉择对民主化的影响作用。

2．影响因素关联性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

就目前研究发现的五种主要影响因素而言，它们与民主化的关联程度又各有不同。相较而言，经济因素、阶级结构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与民主化的关联程度较高，这是因为，我们可以预期和确信，一个经济持续发展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外部环境日趋稳定的和文化日益多元与包容的国家，势必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然而，精英因素与民主化之间关联性似乎就没有这么高，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就精英的分布状况而言，精英散布于民主化的国家和非民主化的国家，究竟是精英推动了民主化，还是在维系着非民主化，难以确定；第二，就精英的倾向而言，精英更倾向于寡头化，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就一度宣告了精英统治对于民主的破坏和终结；第三，就精英的本性而言，精英是比大众更为理性和经济的个体或群体，他们更擅于成本—收益的计算，这样，民主化要么成为他们维护自我利益的附带性结果，要么成为他们维护利益的牺牲品；第四，就精英的组成而言，精英内部本身就包含着民主化倾向的精英和非民主化倾向的精英，这种内部结构，本身就削弱了精英与民主化之间的关联性。所以，相较于经济因素、阶级结构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与民主化较高的关联性及由此衍生而来的相互关系的相对确定性，精英因素与民主化之间有着更多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我们可以称前者(经济因素、阶级结构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文化因素)为确定性的民主观，后者为不确定性的民主观。对比而言，这两种民主观在影响因素、思维逻辑、内容主张和价值取向上有着明显的区别与不同(参见表1)。

(二)不确定性的民主观的价值和作用

对不确定的民主观的价值和作用的探讨旨在解答“我们为什么需要不确定性的民主观”这么一个问题。不确定性的民主观之所以有用和重要，恰恰是因为，确定性的民主观存在着许多不足，难以解释一些现实中的经验事实。

诚然，确定性的民主观能够帮助我们回答，民主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但这句话本身就包含一个显著的缺陷：民主会发生并不代表民主必然发生。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从逻辑上讲，民主会发生并不代表民主必然发生。诚如众多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民主的发生有着较高的门槛，它需要发达的经济、安稳的环境、高素质的公民意识和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等诸多条件作为前提。然而，这一结论并非确定无疑。许多学者从相同的视角出发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一书中认为“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有较高的相关性”，而亨廷顿同样从经济因素出发，却得出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不仅可能不导致民主，反而有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的结论；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否定了儒家文化对于民主的作用，而贝淡宁(Dan-iel Bell)在《超越自由民主：东亚背景下的政治思考》一书中却肯定了儒家文化对于民主的作用；巴林顿·摩尔在《专制与民主社会的根源》一书中得出了“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结论，而DietrichRueschemeyer、Evelyne Huber Stephens和John D．Stephens在《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却得出了“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通常支持威权统治者，甚至反对民主化”。恰如上述，确定性的民主观强调影响因素与民主化之间有着较高的关联性，然而，这种较高的关联性不等于绝对的关联性。因此，一个比较可信的结论是：确定性影响因素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可能只有相关关系而已，未必有因果关系。

第二，从事实上讲，民主是会发生，但民主会在何时发生？为什么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具备包括经济、阶级结构、公民文化等在内的确定性的影响因素和先决条件，却没有走上或没有及时走上民主的道路？从对过去的经验观察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实际上也可能还在实行非民主的、专制的体制，比如新加坡、东德、伊拉克等”。［2］确定性的民主观只是告诉我们民主会发生，但无法告诉我们民主究竟在何时发生，又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发生。

第三，不确定性民主观在解释民主的发生和发展上具有祛昧性。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3］显然，必然性并不能解释一切现象，同时，对一切现象的解释都离不开偶然性因素。因此，面对民主会发生和民主何时发生之间联系的断裂和理论空白，不确定性的民主观，或称精英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行为，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和机制，进而将民主会发生和民主何时发生这两者联系起来。换而言之，本文基于台湾个案的研究，用精英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行为来解释和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在那些已经具备民主化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是如何从可能变为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