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化是个人权利附带产生的结果？（2）

二、精英行为：蒋经国与李登辉

自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偏居一隅以来，深刻反省自己的大陆政策，并在台湾实行经济改革，经过了3年(1949—1952)的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开始起飞，特别是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的以农养工和六七十年代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时期，台湾以其骄人的经济业绩跃入了亚洲四小龙的行列。与此同时，台湾人均收入水平持续上升，中小企业高速崛起，民营资本不断增加，中产阶级日益壮大，教育水平不断提升。这些确定性的因素为台湾民主化的到来提供了可能性。

从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蒋经国成为台湾实际的主政者以来，一直到1988年1月他去世，共计执掌台湾政权13年。无独有偶，李登辉自1988年1月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直至2000年任期届满，主政时间同样为13年。虽同为13年，但在观感上，蒋、李二人用于践行民主化的时间却各不相同，蒋经国直至去世前半年才解除戒严(1987年7月14日)、开放党禁(1987年12月25日)、开放报禁(1988年1月1日)，在民主化问题上有了具体作为。而李登辉似乎一登位就致力于民主化事业，先是废止“动员戡乱临时条款”，使台湾社会趋于常态化，继而，全面改选“国民大会”，增强代表的民意性，再而，推动“总统”公民直选，扩大民主范围。蒋、李二人在民主化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不禁让我们诧异：为何一直秉持“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信念的蒋经国对民主化一事一拖再拖？对于蒋经国晚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一事，难道只能用“天威难测”等牵强附会的理由来解释吗？李登辉作为蒋经国的继任者，在其任内继续推动民主化改革，仅仅是因为他对蒋经国的忠诚，以“完成经国先生未尽之事业”吗？

(一)蒋经国、李登辉：初始条件及权力状况

要想更好地解释蒋、李二人所作所为的巨大差异，我们需要分析他们的政治经历以及由此造成的二人的权力状况。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蒋、李二人的从政经历比较分析

表2和表3分别展示了蒋、李二人主要从政经历，对比二人的从政经历，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从政时间长短不同。从1938年蒋经国初涉政坛，到1975年成为台湾政权的实际掌控者，蒋经国为之准备了38年。而李登辉从1972年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到1988年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前后不出16年。其二，所涉领域不同。蒋经国的政治经历涉及情治、团务、军队、财经、党务和政府等各领域，［4］而李登辉主要政治经历为行政领域。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是这两个表格无法体现出来的，即，对于染指最高权力，蒋经国是蓄势已久、势在必得，而李登辉则是意料之外、偶然得之。蒋经国有如此丰富的从政经历，让我们无法质疑这是蒋介石早已有的部署和计划，而对于蒋经国来说，自然也明白父亲的此番安排，所以，对于国民党以及台湾普通民众来说，蒋经国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是一个毫无争议的公开的秘密。然而，对于李登辉来说，其能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实乃是出乎意料，其在相关书目中，明确地表示了此种观点和看法，他说：“经国先生提拔我为副总统，我想他并不是要我担任接班人。也许是因为没想到自己病情会如此严重而致早逝吧！”［5］

这种时间和领域的不同，最终造成了蒋、李二人个人角色的巨大差异。长久而广泛的政治经历不仅锻炼了蒋经国的个人政治能力和实力，更聚拢了一批为其效力的精英队伍和力量，从而造就了蒋经国政治强人的个人角色和地位。恰如陈世岳所指出的那样：“蒋经国的个人特质，在政治历练上，受刻意栽培，可说非常完备，大概少有政治人物能相匹配。”［6］相较于蒋经国，李登辉的政治经历则短暂而狭窄。李登辉所学专业为农业经济学，并于1968年获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其之所以能够于1972年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蒋经国看中了其农业经济学的学识背景。以农业经济人才的身份步入政坛的李登辉，主政领域也仅限于行政领域，这种从政经历奠定了李登辉技术官僚的个人角色和地位。以李登辉技术官僚之角色来对比蒋经国政治强人之地位，可想而知，两者在影响力、控制力和权威力之间的差距并非旦夕。

2．蒋、李二人的掌权路径比较分析

蒋、李二人的掌权路径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现象。当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之后，当月，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即出任国民党党主席，时任“副总统”的严家淦继任“总统”。三年后，蒋经国当选为“总统”。可以说，蒋经国的整个掌权路径是由党及政。而李登辉，当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官邸去世后，当日，李登辉在“总统府”宣誓就任“总统”，并于1月27日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被推选为代理主席，随后于1988年7月8日的国民党第十三次“全代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党主席。可以看出，李登辉的掌权路径与蒋经国恰恰相反，由政及党。

众所周知，当时的台湾实行的是“党国体制”，以党御政，党高于政，所以，掌握真正实权的乃为国民党党主席，而所谓的“总统”只是一个虚位。所以，蒋经国的由党及政的掌权路径，恰恰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要求。而李登辉的掌权路径却是有别于时代背景和要求的逆向模式，即由政及党。因此，这一掌权路径注定是充满坎坷和波折的。当李登辉于1988年1月13日宣誓继任“总统”时，并未受到任何的阻碍，反而十分顺利。这是因为：李登辉由“副总统”继任“总统”乃为“宪法”之规定，具有名义上的合法性，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总统”只是一个虚职，并无实权，只要李登辉不掌握国民党党主席一职，其只能算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光杆司令，最终也可能步严家淦之后尘，成为一个过渡性和临时性的“总统”。后来李登辉接任党主席的过程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在此期间，李登辉受到了以蒋宋美龄为首的国民党大佬和官邸派的重重阻扰，其间也是险象环生，如果不是宋楚瑜在1988年1月27日中常会上的临门一脚让李登辉坐上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那么后来的台湾历史恐怕又会是另一番模样。

3．蒋、李二人的控权背景比较分析

蒋经国成为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的整个过程，并没有太多的阻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可以预见和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是因为，一方面，蒋经国38年磨一剑，对于“总统”、党主席等职务有着充分的准备；另一方面，蒋经国丰富的政治经历和强人的政治角色，在整个台湾地区和国民党内都是无人可及，因此，党政军权都集合于蒋经国一人，台湾地区的整个领导格局也就呈现出了一元化的特色。与此相反，李登辉尽管比较顺利地继承了党政领导的职权，但无法继承蒋氏父子往昔所拥有的权威。［8］这是因为，李登辉的从政经历仅限于技术官僚和行政首长，与党务部门、军事部门都无渊源，因此，除李登辉外，在整个权力格局中，还存在着执掌党务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执掌政务的“行政院长”俞国华、执掌军务的“参谋总长”郝柏村以及执掌情治系统的“国安会秘书长”蒋纬国，这种分散化的权力格局也就造就了台湾政坛上的多头领导特征。多头之间势必会围绕“权力”展开斗争和竞争，1990年3月围绕“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所展开的权力争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格局的多元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拥李派和反李派)本身表明，李登辉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威胁，他不可能像蒋经国那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也不可能再依照蒋经国那样进行统治。

总之，对比蒋、李二人的政治经历和掌权背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从政时间、个人角色、掌权路径和权力格局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而这些差别直接导致了二人上台时所拥有的执政资源的差异。具体而言，蒋经国拥有包括党政军情在内的丰富的执政资源，而李登辉的执政资源仅限于“宪法”第四十九条［9］的规定。因此，就整个权力状况而言，作为后继者的李登辉与其前任蒋经国相比，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权力弱势(参见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