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中国经济现状与2013年展望（2）

从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十八大”报告说我们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能否平稳实现增长的转换，从而保持稳定，关系到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关系到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1978年至2010年的32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因此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说“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能继续保持10%的高增长吗？现在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否发生了变化，哪些发生了变化。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概括为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或者叫做未富先老。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在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才出现老龄化。中国总人口仍然处在缓慢上升过程中，但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先后达到峰值，15-59岁劳动人口最高值出现在2011年，15-64岁劳动人口在2015年达到峰值。

2011年末，我国总人口13.4735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是1.85亿，占13.7%，比上年末提高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是1.23亿，占总人口比重9.1%，这个指标与上年相比提高0.25个百分点。国际通行标准是，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超过7%就进入老龄化阶段。老龄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下降；经济社会活力逐步减弱；意味着养老医疗费用的支出大幅度上升。

第二，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农民工上世纪80、90年代在广州打工，工资基本没涨。当时中国处在劳动力供给严重大于需求时期，也可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期。现在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说法。我的观点是，目前中国劳动力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存在结构性问题。主要两个问题：一是民工荒、招工难表明低端劳动力已经供不应求；二是大学生就业难表明高端劳动力供大于求。为什么同一个劳动力市场出现一对矛盾现象呢？这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的。过去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的组装和制造，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比较大。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这些产业快速成长的后果必然是民工荒、招工难。同样，经济增长过于依赖于低附加值、低科技含量产品的组装和制造，不需要创造，没有为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因此大学生就业难同样不可避免。

如果现在仍然处在劳动力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的时期，下一个阶段必然会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这对企业发展已经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影响。资金成本上升、土地成本上升、汇率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再加上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这些逐渐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能力，这是中国低端制造业开始萎缩的主要原因。未来要在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产品的生产上积累起新的竞争优势。这说起来很容易，但实际困难程度可能要超出我们的想象。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的产品绝大部分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垄断，我们要从他们手中抢夺市场，很显然这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我们必须事先看到这不可能一蹴而就。

第三，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

过去30年，我们反复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也就是集中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30年以后，在大多数产业领域，我们的技术装备水平接近、达到甚至超越了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意味着全球没有现成的成熟技术可供引进、消化、吸收，我们被迫转入自主创新，要走上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新道路。转向自主创新意味着成本的上升、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明显增加。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和日本围绕数字技术和模拟技术展开竞争，后果是数字技术全面取代模拟技术，日本围绕模拟技术的努力付之东流。即使方向对了，技术研发成功了，能否顺利实现产业化也是关键问题。现在很多高校有大量的发明创造，但大多停留在实验室里面，不能解决产业化问题，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即使解决了产业化问题，新技术生产出来的新产品能否在市场上被消费者所接受呢？这都是我们在自主创新道路上不可避免的问题。

第四，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

过去30年伴随着快速城镇化、工业化步伐，我们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很多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都是在这个阶段建成的。我认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基本完成。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三环是一条很普通的路，三环周边有很多的农田。现在北京的环路都修到六环了，空间越来越少，我们可以在地下做一些工作，改造下水道和地铁。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很多偏远山区不通路、不通水、不通电，怎么说大规模基础设施搞完了？事实是，过去30年把有良好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搞完了，接下来要投在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的地方，这样的项目投得越多，自身背上的包袱越重，会降低整个资金使用效率。

第五，中国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东部发达省市增长明显回落。

2007年以前的绝大多数年份除了个别年份之外，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要远远高于其他区域，由此形成东部与中部、西部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2007年以后，东部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缓慢的地区，包括北京。

我们看2011年全国各省市区经济的增长速度，排第一位的是天津，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后，国家把环渤海经济区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天津滨海地区作为环渤海经济区的龙头，过去几年得到国家政策倾斜支持，所以增长速度较快。接下来是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西部省市区。北京的增长速度是倒数第一。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什么倒数呢？因为这些年来北京经济增长动力的来源，一是卖房子，二是卖车子，2011年房子限购，车子摇号，拿什么来推动经济增长呢？北京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占到60%以上，怎么可能保持高增长呢？每年5%-6%的增长已经很了不起了。美国国土辽阔，资源丰富，劳动力素质高，资金流量多，也才有2%左右的增长。

虽然广东、江苏、山东等东部省份经济增长速度全国倒数，但东部地区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重心，占中国经济总量比重很高。2010年东南沿海四省一市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2.8%。当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长明显滑坡以后，我们依赖中西部地区经济的高增长，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增长。

从国际上看，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经济是追赶型的，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城镇化需要100年，我们压缩在30年基本完成，所以也是压缩式发展。日本、韩国、德国在相似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下降40%-60%。中国到了目前发展阶段，是否也会出现40%-60%的经济增长的下降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与日本、韩国、德国相比，我国首先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我们经济增长潜力和空间比他们大得多。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1.27%，比上一年相比提高1.32个百分点，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达到增速下降的收入窗口的同时，广大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因此，我国有条件在中长期保持7%-8%的中速增长，我们有能力、有条件把经济增长的降幅控制在20%-30%。

很多人问我2013年经济怎么样？2013年是不是比2012年好一点？我们通常用这段话回答：我国经济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什么叫做寻求新平衡？过去经济增长长期稳定在10%的水平，未来我们究竟在8%还是在7%、或者在7.5%的水平才能达到新平衡呢？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市场正在寻找新的平衡点，这是2013年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提高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对新增长阶段的适应性，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逐步做到在中速增长环境下“企业可赢利、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范、民生可改善、就业可充分”。我们要支持企业通过关闭、并购、联合等途径加快组织结构调整，促进大企业集中度的提高和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