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要凝练核心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人类文明、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越来越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也促使我们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愈演愈烈，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各种文明和制度相互碰撞，不同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几成常态;当代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方式转变进入攻坚阶段，而作为国家发展之“魂”的意识形态建设，亦由于经济社会文化条件的巨大变化，重建权威性和主导性的任务非常艰巨。

一、基本态势与主要挑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我们党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努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认识也不断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既坚持了老祖宗，又谱写了新篇章。但也必须承认，意识形态建设并不能仅仅理解为强化宣传教育，意识形态领域也不可能风平浪静，来自“左”和右的方面的干扰甚至挑战仍然不容忽视，包括某种苏联版本的“记忆”仍然有习惯性的表现;当我们解放思想，锐意改革，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并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时，也经常面对这样那样的意识形态质疑和非议。

苏联解体已经20多年，尽管导致苏东剧变的因素相当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原因就是苏联当局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脱离了实际、脱离了时代、脱离了群众，大搞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泛意识形态化”表面上抬高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实际上蛮不讲理，变成了垄断真理的权力工具;特别是把苏联模式绝对化，政治教育一再重复“本本”，令人生厌，而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和积弊视而不见，久而久之在公众尤其知识分子和青年当中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失败是一个必须认真汲取的教训。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理论并不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1]伴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形态建设尤须“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我们看到，作为经济社会基础的多样化反映，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各种被贴上“毛左”、“新左派”、“温和改革派”、“激进改革派”、“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普世价值派”、“文化保守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等标签的思潮相当活跃，它们相互抵牾，彼此论战，有的还相当尖锐，而这也正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分化”的写照，并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构成了多方面的挑战。

第一，资本主导的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挑战。现代化生产越来越倚重于资本的运作，使资本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势的“物化”力量，尽管人们时常重温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但对资本逻辑的施展及其已经或可能出现的弊端缺乏足够的警惕，更谈不上严肃认真的批判。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所标榜的所谓“价值中立”、“工具理性”和效用(功利)主义往往使人们丧失了对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价值追问，也很容易使大众相信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而且，物质日益丰富和技术更新换代、生活标准的看涨、消费观念的刷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手段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也在吞噬着劳动的快乐，淹没人的精神向往和审美情趣，越是发达的地方，这种价值迷失的现象似乎也越严重。“(资本)赢家通吃”、“科学主义”、“消费主义”作为某种隐蔽的意识形态不知不觉地宰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第二，来自全球化“语境”的外来思想的挑战。苏东剧变以来，人们对苏联模式以及这个庞然大物毁于一旦的思考一直没有消停，对于苏联解体原因大相径庭的解释，客观上表达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的严重困惑。而在一些发达国家有较好表现的“民主社会主义”尽管很诱人，但对其存在条件、推广的可能性以及是否适合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现实国情等却被系统地忽略了。在全球化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想及其所推行的政策主张获得了相当大的市场，并通过各种渠道产生了广泛影响，在我们的认知判断和价值取向上也留下了某种印记。凭借着先进技术和话语权的优势，西方价值观被“普世化”，地方性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也意外地为某些极端势力的滋生提供了温床。“9.1l”事件并没有使人们认清国际恐怖主义深层次的思想根源和精神力量，相反民族主义、激进主义的种子在发酵，还不时以“反全球化”、“反西方”、“反精英”的形式表现出来。

第三，本土各种非主流思潮的挑战。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宣传造势和引导力度，但国内各种非主流的思想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屡屡呛声。由于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均衡，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疏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任何思想性的约束越来越失去了强制力。譬如文化保守主义，希望回归某种传统，刻意强调传统思想中某些与现代化精神格格不入的东西，并把它们当作抑制现代病、克服人心不古的“良药”。还有历史虚无主义，依托各种假设和隐晦的论证，明里暗里否定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否定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探索和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却无从提供更为合理的历史和现实解释。特别是在利益分化导致部分人群物质和精神失落的情况下，否定改革开放的社会思潮也悄然出现了，而且还有蔓延之势，并被包装以“反思”、“纪念”等各种名目来进行。民粹主义鼓动平民化的狂欢和情绪化的宣泄，无形中也在聚集某种社会对抗的能量，它们打着“强国”、“红色”旗号的主张往往更具有煽动性和蛊惑性。

第四，数字技术和网络传播方式的挑战。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代际周期越来越短促，网络传播方式已经成为大众尤其是青年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和交往途径，这种传播方式所具有的即时性、海量性、互动性、隐蔽性等特点，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激活了人们的参与热情，也促使有关公共话题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此同时，网络传播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也带来许多新问题，特别是信息安全及管理有效性问题。信息选择的多样性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在相当程度上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和控制力，弱化了大众尤其是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的扁平化、虚拟化、娱乐化还不断“挤压”比较严肃的问题讨论，有意无意地“解构”价值观的话语体系。而且，由于网络强大的渗透功能，为各种势力的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技术条件，而我们对这些渗透的甄别和防御能力还相当有限，网络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建设难度不容低估。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的意识形态建设能否与时俱进、积极应对，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了。我们要掌握主动，赢得大众尤其是青年，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不能靠围追堵截疲于应付，更不能罔顾现实自说自话。我们要认真吸取苏联失败的教训，确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和精神引领，与各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有更广泛的交流、更积极的交融和更令人信服的交锋，使大众真诚服膺社会主义价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聚集起最大限度的共识，凝练全球化时代的民族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把主流价值观化为大众生活的道德实践，在公民教育中体现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诉求。

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意味着经过这么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用更亲和、更具有包容性也更容易被接受的“观念体系”(ideology，意识形态的本意)来表达主流意识形态的内涵，以促进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但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还大可改进，主要表现为主流话语与现实生活仍然有疏离感，说教色彩太浓，许多地方还不能自圆其说，宣传教育方面仍然普遍存在形式老套、内容僵化等问题，缺乏感召力、说服力。考虑到执政党通过国家意志表现出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与广大民众基于利益格局切身感受所反映的各种思想思潮(社会意识形态)已然分化，为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国家建设凝聚起贯穿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精神动力，就必须把它们“整合”起来。

毫无疑问，未来一段时期，国家发展的主旋律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共同事业要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也日益多元化，传统的说教方式越来越难以奏效。国家意识形态要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意识形态，凝练核心价值，就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建设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