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凝练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研究
意识形态往往被认为是论证某种统治秩序或政治体制的观念体系,但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意识形态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在我国,执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高度重合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与之相对应,就还有各种非主流的由不同群体所信奉但未必成系统的社会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鼓励大胆试验,不纠缠于姓社姓资,有意淡化了许多意识形态之争。这对于提倡思想解放、推动改革开放、勇于探索创新、增强社会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由于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降低了调门,尽管仍经常有大张旗鼓的宣传造势,但已不复有以往的影响力,总体上比较被动,是接受型、反应型、不断修正型的。在实事求是和“不争论”原则的指导下,意识形态从高扬理想到回归常识,从崇尚精神到重视物质,从强调斗争到促进和谐,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样文化、多元社会等观念意识被逐步接纳,国家意识形态在表现开放性的同时,其辩护、引导、批判和控制功能也日趋弱化。
国家意识形态是国家发展的灵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的整体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它不是“完成式”,仍然是“进行式”。以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可能更多地来自“本本”,但现实生活,无论是中国改革发展还是世界形势变化都在不断给我们“上课”,促使我们不断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支撑。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已不可遏止,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趋势亦愈发明显,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等仍将继续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地削弱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主导性;国内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也将使社会意识形态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势,各种思想观念、社会思潮对于国家发展的理解歧见在所难免,争论也无法回避,进而严峻考验国家意识形态的“整合”效果;作为仍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崛起势必将激发西方和周边某些势力遏制中国的合流企图,其中就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寻衅滋事,这种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施压不会轻易改变,也就是说,国际意识形态的冲突和斗争仍将进行,甚至还有可能激化。
国家意识形态建设要以核心价值为支点,充分吸收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积极方面,认真借鉴他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教训,促进意识形态的综合创新,特别是要处理好意识形态建设中“常”与“变”的关系、结构稳定性与内容开放性的关系、立场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关系、精神统一性与形式多样性的关系、思想先进性与影响广泛性的关系等,努力形成内容更加充实、表达更具活力、效果更为显著的意识形态体系,使之成为指导国家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好决定性基础,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道路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撑。
“公正和谐”,既承接了中国传统的价值思维,又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价值取向相一致,还与当今人类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相兼容,它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反映了改革开放的现实诉求,又符合绝大多数国人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期待,是一个比较全面、贴切,又富有生机和活力的价值观表达。
公正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制度的价值内核,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根本标志,也是人民幸福和尊严的道德前提,实现公平正义,内在地包含各族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的实现。公正还必须与贫瘠“绝缘”,富强是中国人民凝聚价值的物质基础,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期盼,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人民正致力于完成的历史任务。公正必须以民主作为政治条件,民主也是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人民民主更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应有之义;摆脱蒙昧和野蛮,发展较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与生态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华文明在当代的神圣使命。
构建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的和谐社会,实现多元一体、和衷共济、共存共荣,既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也是民族复兴的崇高理想。所谓“和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内容。“民主法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2]这些基本特征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要使核心价值真正发挥意识形态的引领和规范作用,还要使之融入国家发展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体现于国家的制度安排、法律法规、公共政策、社会管理,成为每个机构、组织乃至每个公民的行为规范。这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又需要自下而上的核心价值观实践和推广。为此,必须实现意识形态建设的综合创新。
关于国家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关系。透视意识形态功能的演变,从辩护到控制,再到引领,可以大致了解意识形态之于现代国家的影响轨迹。大量事态表明,国家意识形态能否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发展的精神质量。意识形态既是国家发展之魂,也是国家软实力之基,决定了我们事业的精神状态和凝聚能量,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发展中大国尤其如此。当今世界,各种思想交流交融交锋已成常态,如何进行有效“整合”,保证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主导性,是意识形态研究的重大课题。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不讳言自己的意识形态性,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但要立足于本土,也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时代化内在地蕴涵了指导国家发展、造福社会大众的历史使命。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增强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就必须创新传播方法,研究现代传播机理,探索有效传播途径。面对国内外各种思想观念和社会思潮的挑战,中国马克思主义要确立引领地位,不能仅靠说教灌输,必须提高研究水平,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展望。
关于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公众认同。社会主义就是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目标,而不能仅仅归结于既定的制度形态;“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本来就是社会主义的通俗表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最大“交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具体化。在国家建设的同时加快社会建设步伐,不但要承认多元、鼓励包容,还要刷新民生观念,在大力推进普惠的发展型福利的同时,注重量力而行,避免道德风险,最大限度地兼顾公平与效率,最大限度地获得公众的认同。
关于面向世界的民族精神创新精神培养。意识形态建设不能故步自封,要以开放的心态继承传统,学习先进,博采众长。全球化时代的民族精神,既传承中华文化优秀遗产,’又赋予爱国主义新的世界情怀和时代内涵;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鼓励独立思考、敢于挑战、不断创新,无论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是推动政治进步、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都需要通过创新提供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在全球化条件下,民族精神的时代性、创新精神的迫切性及其与传统文化的兼容越来越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
关于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实践与公民教育。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凝练核心价值既要避免过分政治化、道德化,也要防止去政治化、道德化,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实践形式通过大众化生活化,大量地表现在义利观、荣辱观等方面。基于社会复杂化和利益多元化的实际,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必须加强顺应社会转型的公民意识教育,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观念润物细无声地融入公民生活,努力推进公民意识、社会公德和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公民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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