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发展趋势下中国的机遇与挑战（2）

三种不确定性

（1） 技术创新领域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存在不确定性

上一轮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电脑、电子通讯和互联网的推广居功甚伟。当前世界正处在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前夜，各国都在加快探寻新的、具有持续性的经济增长点，以推动相关产业升级。世界经济结构中与人类健康、信息通讯、旅行、教育等相关的服务业比重将会上升，创新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份额将会扩大。但是，新的技术突破和经济增长点将出现在哪些领域，尚不确定。清洁能源、低碳技术、智能电网、超高速互联网、生物技术、制药等方面的技术突破及其商业用途，最为引人注目。新的经济增长点同国家政府的扶植与投入密切相关。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科技教育基础好、科学家和技术人才密集、研发投入大，取得技术创新和推广的潜力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

（2） 各国政治发展进程和模式存在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后，采用多党普选制度的国家在世界上已经占绝大多数。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继续得到世界范围的普遍认可。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全球化进程中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社会公正公平缺失、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等等现象表示强烈不满。世界各国的民主化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诉求、形式各异。发展中国家采用多党普选制度并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公正，而是在其进程中会不断发生贿选、腐败、暴力冲突、政治对立等等乱象。法治建设与责任制政府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政治进程。在短时间内，有些国家从模仿西方民主，回归到更为熟悉的强人政治，而另一些国家则从专制走向多元政体。不同社会制度、价值观、信仰体系、发展模式相互竞争和相互渗透，进行着“试错”的努力。

（3） 大国力量对比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两种不确定性，决定了未来大国力量格局的可塑性。人们习惯于从今天大国力量消长的惯性去推断未来，但这种习惯往往带来预测的失误。

在大国实力消长方面，相对比较确定的是，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在未来5-10年内,经济至多能做到缓慢增长，其结果是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下降，欧洲和日本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也很难扩大。

不过，断言美国已经或者即将衰落则根据不足。以美国的自然禀赋、人口结构、经济基础、科技水平，如果不犯类似于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那样方向性的战略错误，同时能够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国力复苏是有希望的。由于新兴大国经济发展迅速，美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会缓慢下降。

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和所谓“转轨国家”。这三重身份叠加，增加了发展模式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比如，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油气能源的高价格为基础，一旦世界能源价格下跌，俄罗斯的财政就会亏损。巴西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相当丰富，但低储蓄率造成投资不足，经济自我生长能力较弱，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印度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相当落后，且内部管理制度有待完善，引进外资手续繁琐。投资环境差使得印度吸引外资相当困难，制造业发展缓慢。原本竞争力较强的印度软件外包业，在西方经济疲软时期受到严重打击，在产业结构升级中无法扮演主角。由于受到内部治理环境的制约，南非经济发展速度迟缓。“金砖国家”虽然登上了世界经济舞台前沿，但还没有担任主角的能力。如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兴经济体很难取得全球治理中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两个基本稳定

（1）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基本稳定

当前的全球秩序和大国关系格局，是在冷战结束后形成的。虽然出现了新兴大国崛起、欧盟成立、西方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变化，但没有看到相当于俄国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两次世界大战、民族独立浪潮、美苏两大阵营对抗、苏联解体这种改变历史进程的巨变。换句话说，冷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基本秩序和规则没有发生质变的迹象。

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规则，既继承了二次大战后《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主权平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干涉内政等国际行为准侧，又包含了近几十年（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国际规范，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外层空间安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金融监管、知识产权保护、人权保护、节能减排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海盗行为和走私贩毒等等。在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巴勒斯坦民族自决权等问题上，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得到相关国家的普遍遵守。在近年来出现的网络安全、极地开发等问题上，国际社会正在探讨如何制订规范，以维护共同利益，防止冲突。虽然上述国际制度和规范时而遭受破坏，美国等西方国家经常在国际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但全球秩序处于稳定状态，国际规则处在不断制订与完善之中，是大势所趋，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逆转。

(2)大国关系格局基本稳定

各大国与大国集团的主要挑战来自内部，来自上文所描述的全球化的冲击，而非来自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后冷战时期分别发生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西方对利比亚的武装干涉，以及俄罗斯同格鲁吉亚的短暂战争。大国在这些战争问题上都有过歧见和矛盾，有时还比较尖锐；俄罗斯同美国和北约存在军事竞争关系，同英国、美国等也发生过较大的外交纠纷。但是，冷战结束以来，从未出现过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真正危险。

当今大国关系中,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相对不稳定的两对关系，分别是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同中国发生战略对抗，将极大损害美国和日本的长远利益，也会引起其他大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的不安。因此，在摩擦和竞争中维护住大局稳定，将是中美、中日关系未来的基本走势。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经济，发达国家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看到了不可复得和替代的机遇。在对华交往中，发达国家之间既有相互协调，也存在相互竞争。一旦中国经济陷入困难，发达国家以至整个全球社会将会遭受重大损失。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日益密切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仍然是防止大国对抗的“抗震器”、“压舱石”。此外，即使美日等国企图遏制中国，它们也无力结成一个类似冷战时期反苏同盟那样的“包围圈”。它们影响中国内部稳定的能力也是相当低的。

中国的国际机遇与挑战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还要求“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我们认为，国际环境中的最重要机遇，在于冷战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和大国关系格局的长期基本稳定，舍此便谈不上战略机遇期。

美国、日本等国家对中国的战略防范和牵制、经济摩擦和竞争、政治和军事上的压力，以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挑战。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抱有警惕、忧虑、嫉妒的心理，是必然的。但是，中国国力崛起的势头不可阻挡。中国同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可望继续保持合作大于竞争、机遇大于挑战的局面。

在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未来五至十年，世界经济可望缓慢增长。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和技术创新，给我们提供了良好机遇。但国际金融监管不力，许多国家的保护主义倾向，都对中国构成挑战。

在本文探讨的全球趋势中，有如下一些风险需要注重防范：（1）由于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和外部势力干涉，某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不稳定，地区动荡频繁发生，损害中国的海外权益和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2）部分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上升，恐怖活动和极端势力活跃，出现国家分裂趋势，形成了负面的“示范效应”。（3）水资源短缺、粮食供应紧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能源价格不稳，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和能源资源供给。（4）整个地球的生态环境恶化，加大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议题的难度。（5）国际媒体和跨国社交网络日益发达，对中国社会治理构成挑战。（6）某些周边国家可能出现政治动荡，使非法入境者和跨境犯罪增加，危害中国边境安全。

中国对外战略的总目标是维护主权、安全、发展的核心利益，争取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相对和谐的国际社会环境，以及能够继续从中获益的全球经济环境。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才能营造一个更为良好的国际环境。

[1] 本文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国际战略环境预测与国家应对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