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土耳其模式”？（3）

三 土耳其模式的机遇、挑战和意义

土耳其模式前景如何，或许可以进行一个比较。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在上世纪 90 年代曾经有望成为土耳其模式的试验田，虽然土耳其希望在后冷战时代发挥建设性和合作性作用，西方也认为推广土耳其模式可以将这些国家导向欧洲，最后还是无果而终。齐亚·奥尼斯( Ziya Onis) 对此进行了分析，指出新近获得独立的国家具有极为敏感的民族主义情绪，它们更希望与土耳其保持有限和平等的关系，而俄罗斯对这些国家依然有很大影响。土耳其自身则受制于财力难以出手阔绰地对这些国家施以援手，自身又有库尔德人问题这一短板。最为根本的是，中亚国家威权主义的传统导致它们对土耳其参与式民主并无太大兴趣，而西方意识到先前高估了伊朗模式的影响后，推广土耳其模式的热情顿减。当下，土耳其模式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

( 一) 土耳其模式的机遇和挑战

迄今为止，“机遇的窗口”依然向土耳其敞开着，然而挑战也日益增加，考验着该模式的生命力和政治家的智慧。

( 1) 土耳其模式的机遇

中东剧变以来阿拉伯民众呼唤民主和发展，与 90 年代相比，土耳其模式有着广泛民众基础和广阔的市场。政权更替后结束流亡回到国内的埃及宗教长老格尔达威和突尼斯宗教领袖加努什，都表示在今后的国家发展中要走土耳其之路，甚至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都做出与伊朗拉开距离、靠近土耳其的姿态。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 Mo-hamed Hussein Tantawi) 指出，“土耳其的经验最接近埃及人民的经历，我们可以从土耳其模式中获得灵感”。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会最新发布的关于土耳其区域形象的报告显示，中东动荡以来，土耳其在中东地区赢得的正面评价日趋稳定化和结构化，它仍是区域国家学习的模板。《金融时报》调查表明，即便在黎巴嫩，这样一个真主党占绝对优势的国家，93%的民众依然对土耳其持有好感，迥然不同于 90 年代中亚国家对土耳其民主的漠然。

与 90 年代相比，土耳其更有能力，也更为主动地推广该模式，西方也迫切需要和积极支持该模式。中东大变局以来，土耳其迅速调整了外交方向，总理埃尔多安对埃及、突尼斯、利比亚进行了访问，致力于销售土耳其民主进步模式，并对叙利亚发出最后警告。西方则充当了土耳其模式的幕后推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出“中东北非的民众从土耳其模式中获得教益并付诸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土耳其模式与伊朗模式之争中，土耳其具有比较优势。伊朗模式的诞生出乎西方的预料，受到西方的打压； 土耳其模式历史较长，并得到西方的推崇。最根本的区别是伊朗模式是极端、本土、神权性质的； 土耳其模式则是仿效西方，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长期作用、相互平衡的产物。

综上所述，无论就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态度而言，还是论及土耳其自身的发展，土耳其模式面临的机遇都为 90 年代所无法企及。

( 2) 土耳其模式面临的挑战

第一，能否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尤其是保证库尔德问题不至于恶化。土耳其民主尚未完全成熟、经济成就有待巩固发展、土耳其外交因叙利亚问题遭遇了重大挑战，这些都对土耳其模式的推广构成了重大掣肘。就民主政治而言，“土耳其民主还未得到完全的巩固，库尔德问题、军方的干扰、凯末尔主义的威权性质、凯末尔主义与民主政体之间的紧张，构成了主要问题”。土耳其目前最大任务就是重新制定宪法，通过宪法改革根除威权主义、国家主义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遗留下的监管遗产。然而叙利亚局势的持续恶化并与国内库尔德问题裹挟在一起，对改革成果的巩固构成严峻挑战。第二，能否妥善处理与西方的关系。土耳其在中东日益增长的作用是其西向战略的补充，也仰赖于它与西方的制度性联系，但西方学者对土耳其模式的质疑从未消失，表现出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随着土耳其对自主外交的追求，尤其是融入西方挫折不断，在可预见的将来与西方的冲突仍会不断上演，这就带来了土耳其与西方制度性联系的可持续性问题。虽然诸多西方学者强调土耳其模式对跨大西洋合作的意义，指出 1945 年战后欧洲重建，1989 年后东欧融入西方，2011 年以来阿拉伯世界的觉醒先后为跨大西洋合作提供了三次机遇。前两次合作中土耳其只能敲边鼓，此次合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为土耳其 － 西方关系注入新的活力，从而证明土耳其模式的生命力。然而，这种论断更多的是强调土耳其对西方的价值，土耳其的利益则处于严重缺失状态。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中东国家密集的交往有时会与发展西方关系构成零和博弈。发展新的中东外交损害了土耳其与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土耳其的这种两难处境短期内难以摆脱。第三，经济能否持续发展。有学者考虑到阿拉伯世界的不稳定和欧洲经济的持续低迷，预测土耳其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将在 2012 年破产，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将损害埃尔多安政府的国内统治能力，连带损害向国外投射的力量。考虑到土耳其经济发展过程中走走停停的顽疾和世界经济普遍的萎靡，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土耳其面临的挑战归根结底还是自身力所不逮，区域局势却持续恶化的结构性矛盾。布鲁塞尔安全和防务议程主任贾尔斯·梅里特( Giles Merritt) 认为，“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问题远非土耳其单独可以解决”。土耳其很难摆脱中等国家实力与抱负不平衡之间的困境，何况中东冲突不断，碎片化趋势日渐明显。旧秩序难以持续、新秩序不稳定的几率正在增加，土耳其的优选应该是地区和平的、可控的转型。倚重“软权力”首先转型显得左支右绌，而回归硬实力则将从深层次上损害土耳其模式。“阿拉伯之春”对土耳其模式构成了长久的挑战。土耳其运用其“软权力”远非得心应手。土耳其可否借机扩大影响，化风险为机遇，尚需观察。

( 二) 土耳其模式的意义

土耳其模式的历史和未来、强势和短板，以及它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的争议，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1) 对土耳其自身改革、发展的肯定，为土耳其人民带来了福祉。

承载历史重负的土耳其终究成就了独特的发展道路，从任人鱼肉的“欧洲病夫”到蒸蒸日上的中等强国和区域国家的学习榜样，这一巨变最大的意义莫过于土耳其人民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福祉，在文化和心理上更为自信。中东大变局真正的动因是阿拉伯世界的长期不发展、发展不均衡。土耳其则通过长期改革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解决了不发展的问题，因而中东普遍动荡，土耳其却可以兜售土耳其模式。土耳其模式已成为土耳其人的“名片”。

( 2) 表明了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并不必然相互排斥，为区域内其他国家及伊斯兰世界带来启示。

中东问题专家法瓦兹·格尔格斯( Gerges) 指出，在美国外交决策的智囊团中，有许多人对政治伊斯兰和民主的相容性表示怀疑，他们认为政治伊斯兰是反民主的、专制的。民主和繁荣是阿拉伯世界一直以来的梦想，与以色列相比的落后，以及多次交手的重大失败更加挫伤了他们的尊严，也使得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具有了新的政治意蕴。然而令阿拉伯世界难以释怀的是： “法国人建立了议会式的共和国，英国人则建立了本于宪政的君主政体。可是这些模式在它们的后台老板撤离之后，几乎全数崩解或是被人废弃，中东地区的人们，纷纷寻求其他的模式。”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明确声称： “其他国家采用的民主制度并不适合海湾国家的国情。”阿拉伯世界在采用试错和排除法之后，又回到了原点，跳出这一怪圈成为阿拉伯国家当下最重要的任务。

土耳其模式则证明了民主制度可以在穆斯林社会中运转，保守的穆斯林教徒可以成为民主主义者，反驳了中东地区“民主赤字”论，证伪了“伊斯兰教与民主不相容”的命题。

( 3) 土耳其最终无法融入西方，显示了伊斯兰国家仍然是西方眼中的“他者”。

土耳其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世界现代化图谱增添了新的类型，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伊斯兰世界，提供了新的可供思考和借鉴的发展模板。正如单级的世界是危险的一样，多元模式的存在和竞争更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中国模式”也在热议中，各种模式的存在方显出世界的丰富多彩，方有利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土耳其模式也警醒着我们： 虽然西方不失时机地不断推广土耳其模式，但在承认土耳其西方特性以及将其完全融入欧洲文明等问题上，西方总是扭扭捏捏。土耳其建国 90 多年来不懈地主动追求加入“西方集团”，西方则根据现实利益的需求对土耳其忽冷忽热，难以从根本上接受其为“自己人”。土耳其这样规模中等、主动加入“西方”的国家，由于文化上非天然地属于西方，而最终无法融入西方。这对其余规模更大国家，对整个国际政治都显然更具警示意义。它提醒中东民众： 美国及西方在中东的存在主要是服务于自身的利益，中东民众的福祉还是系于自身。如果说中东变局是冷战结束以来该地区发生的最深刻变化，这一变化的动因超出了政治现代化的内涵，则土耳其模式的解读同样也超出了政治现代化的含义。

四 结论

土耳其模式对改革、民主和平衡外交的强调，兼具了全球、地区和自身的特色，可以为广大阿拉伯世界提供有益的参考。具体的历史进程自然难以复制，然而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教俗关系，协调与外部世界关系获得和平的发展环境，如何使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互为表里，均衡发展，阿拉伯世界无疑可以借鉴土耳其的经验。

土耳其模式本身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仍需在发展中完善。诸多学者意识到土耳其的综合国力并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将影响到土耳其模式的未来。索利·厄泽尔指出，土耳其模式往往是因应外部环境变化，尤其是西方的需要，而被推至前台。对土耳其模式的热望更多的是西方政界和知识界的反应，而非历史自然发展的合适机遇。土耳其需审时度势，完善土耳其模式，打好土耳其模式牌，才能成就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