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土耳其模式”？（2）

二 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和支柱

土耳其的现代化毋庸置疑取得了丰硕成果，与阿拉伯世界相比更是形成强烈反差。学界的争论和现实中阿拉伯民众对发展的渴求，使得进一步厘清土耳其模式既有理论意义，又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 一) 土耳其模式的内涵

土耳其模式是长期历史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它包含政治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成功的嫁接，经济多元化和积极融入区域及世界经济，致力于平衡外交，适时追求具有全球抱负的区域领袖目标三方面的主要内涵。

( 1) 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的成功嫁接

土耳其民主政治历经三个发展阶段： 一党制转向多党制； 军方主导下的议会民主； 成熟的议会民主。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曾有过推行民主制度的理想和实践，民主实验的结果是1924 年的进步共和党因支持库尔德人起义，在1925 年6 月5日遭到取缔。1930 年成立的自由共和党，由于与执政的共和民主党对抗，于1930 年 11 月 7 日被迫关张。凯末尔及其御用反对党为民主所付出的努力虽以失败告终，但这种努力本身具有榜样效应，巴斯金·奥尔汗( Baskin Orhan) 甚至指出，凯末尔引进和克隆了民主制度。20 世纪 50 年代民主党在选举中胜出，竞争性的选举制度登上政治舞台。

民主党在 20 世纪 60 年代打压反对党导致社会秩序失控，军方遂发动政变，军人干政自此有规律地约十年上演一次，土耳其进入军方主导下的议会民主制阶段。1960 －1961 年、1971 －1973 年、1980 －1983 年，是三段军人管制时期，军队成为土耳其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但土耳其式军人干政远非简单的打断民主化进程可以概括，因为政变往往由国内秩序失控而起，政变后政权都在较短时间内和平地转交给民主政府，恰恰是军人干政避免了土耳其民主政治的崩盘，保障了民主制度有序推进。1980 年 9 月军人接管政权是“古典式”军人干政的谢幕演出，此后除了 1997 年 2 月短暂的“后现代性”军事政变外，军人基本完成了民主政治的代理人的使命。

土耳其民主逐步成熟，此前总统职位往往由职业军人担任，而自厄扎尔( Turgut Ozal) ( 1989 － 1993 年) 起，后任的德米莱尔( Su-leyman Demirel) ( 1993 － 2000 年) 、塞泽尔( Necdat Sezer) ( 2000 － 2007 年) 和居尔都是文官出身。2002 年正发党在选举中的胜出标志着土耳其自 1987 年以来，首次出现了一个政党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局面，文官政府相对于军人政治，温和的伊斯兰主义相对严格的世俗主义，取得了各自的优势地位。另外，欧盟 2004 年《土耳其进步状况报告》认为土耳其已经充分满足了“哥本哈根政治标准”( 民主、法治、人权) ，于 2005 年启动了土耳其入盟谈判，土耳其民主化进程得到了“有意义”他者的承认。因而 2005 年前后应该是土耳其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成功嫁接的重要界标。

( 2) 经济上坚持多元化和积极融入世界及区域经济

与阿拉伯世界单一的能源经济模式不同，土耳其长期以来坚持多元化和出口导向，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贸易多元化趋势日渐明显。土耳其传统的贸易伙伴是西方，对外贸易份额的一半来自欧盟，与中东国家的贸易量呈上升趋势。土耳其对中东和北非的出口量 10 年内增加了六倍，即从 2001 年的 43 亿美元到 2010 年的 260 亿美元。2011 年土耳其与中国贸易额达到 240 亿美元，中国因此成为土耳其在远东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土耳其 － 中国双边贸易额在2000 年时只有 10 亿美元。这种贸易伙伴多元化的基石是富有活力的经济，也促进了土耳其外交的多元化，为其赢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丰厚获利。

土耳其目前是世界第 16 大经济体，出口总额从 2003 年的 472 亿美元增长至 2008 年的 1320 亿美元。2011 年土耳其出口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 1340 亿美元。在世界经济持续萧条、欧盟经济发展势头一片黯淡的情况之下，土耳其经济如此良好的表现，实属不易。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 2010 年调查显示、土耳其在该区域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经济体，有迹象显示十年后将成为区域最强经济体。

( 3) 致力于平衡外交，适时追求具有全球抱负的区域领袖目标

外交是土耳其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智的外交保证了土耳其 90 多年的和平，也正是积极的外交重塑了土耳其区域角色。建国初期土耳其践行“国内和平、国外和平”的理念，避免介入中东事务，赢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冷战期间僵硬的世界格局成就了一个需要冷战思维的时代，土耳其将自身锚定于西方阵营，再次从政治和经济上双双获益。冷战猝然结束之后，土耳其无法置身于中东事务之外且与诸多邻国存在紧张关系，甚至是剑拔弩张，因而被贴上“后冷战时代勇士”的标签。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起，土耳其外交开始摆脱冷战思维，塑造积极的区域形象。

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推出了“零问题”周边睦邻政策，并希望借助于成功的区域外交增加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土耳其逐步开始追求系统的、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西方的自主外交，借此回归中东。土耳其的这一外交取向和积极争取加入欧盟，在阿拉伯世界赢得了诸多赞许和广泛欢迎，被认为是建设性的行为。2010 年在七个阿拉伯国家和伊朗进行的调查表明，78% 的民众支持土耳其在巴 － 以和平中充当“调停者”角色，期望它在区域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61% 的伊朗受调查民众支持土耳其在伊朗核问题上发挥“媒介”作用，但这种回归真正的意图是将立足中东作为获得西方认可的战略资产。

2008 年之后，尤其是 2010 年末北非中东剧变以来，土耳其中东外交抱负膨胀，更加卖力地追求具有全球抱负的地缘政治领袖的目标。面对中东变局，土耳其积极介入中东国家内部事务，甚至不惜牺牲经营多年的“零问题”周边政策，先后向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政权发出警告。土耳其外交革命性变化的实质是积极介入中东新秩序的构建，充当转型诸国的“政治导师”。这一战略与西方的中东战略相吻合，因而既可以获得西方对其中东战略的支持，又可以向西方强调土耳其战略资产的重要性，服务于具有全球抱负的区域领袖的政治目标。

( 二) 土耳其模式的支柱

土耳其模式的三个组成部分各有分工，政治和经济是其内核，外交更多地是一个载体，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传统； 长期与西方的制度性联系； 坚持政治、经济、社会改革，则成为撑起该模式的三根“擎天柱”。

( 1) 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传统

现代社会得以顺畅发展的一个底线是宗教不能过多干涉政治，而在一个宗教传统深厚的社会中，矫枉过正是实行政教分离的经验教训，这是土耳其世俗主义发展史留下的重要启示。土耳其民主制度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博弈中双方都趋向于温和且相互妥协，避免了一方足够大而将对方完全吞没，最终成就了既不同于西方的世俗主义也迥异于伊斯兰神权政治的“第三条道路”。1923 －1945 年凯末尔主义的威权式统治很大程度上巩固了民族国家，尤其是奠定了世俗主义的坚实基础，为日后的民主化准备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基础。这种世俗主义传统在土耳其社会已经根深蒂固，曼德列斯以及厄尔巴坎政府时期因对世俗主义的过度侵蚀而付出沉重代价，而且世俗主义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被赋予新的寓意。埃尔多安在“阿拉伯之春”外交之旅中，也祭出了世俗主义的大旗，建议埃及和突尼斯在新宪法中要突出世俗主义，强调土耳其是一个民主、世俗、法治的国家。这一方面表明政治家通过民主政治的实践习得了诸多经验，另一方面也表明世俗主义成为各个党派的共识。2002 年选举中，正发党和共和人民党都提出了以保守 － 民主和社会 － 自由为核心的第三条道路。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平衡支撑起土耳其民主。

( 2) 与西方长期的制度性联系

土耳其从 1950 年加入北约起与西方建立了长期的制度性联系，这种联系在土耳其现代化过程中功不可没。冷战中安全事务上的免费搭车，使其更多预算可用于发展经济。加入欧盟进程对土耳其模式的影响更是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国家和社会关系，这种作用不亚于土耳其自身的努力。无论土耳其最终能否入盟，由此开启的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这是土耳其模式的显著特点，需要认真评估。

欧盟标准对土耳其现代化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土耳其在前赫尔辛基时期与欧盟建立了关税同盟； 1999 年赫尔辛基峰会确立了土耳其候选国地位； 2005 年欧盟开启了土耳其的入盟谈判。“赫尔辛基峰会使欧盟对土耳其民主影响发生了范式转变，成为推进土耳其民主的杠杆”。加入欧盟的远景将改革者聚拢起来。中产阶级将自己视为欧洲人，商业团体认为与欧盟的联系将带来稳定、贸易和投资； 伊斯兰主义者希望通过改革改变对宗教严苛的态度； 库尔德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则希望通过改革保障更大的文化自由。即使是军方也没有将自己置于欧盟标准的对立面，原因在于通过欧洲化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凯末尔主义的信条之一。尼路费·戈尔( Nilufer Gole) 列举了土耳其在欧盟压力下所取得的成就： 世俗主义和宗教就民主达成共识； 废除死刑； 2003 年 1 月拒绝了美军在土耳其领土上开辟进攻伊拉克北方战线的请求； 亚美尼亚问题上态度出现松动。与欧盟的联系赋予了土耳其改革充足的动力。

( 3) 坚持政治、经济、社会改革

土耳其从未停止改革的步伐，改革成为其重要支柱，这也是土耳其模式一个重要特点。建国初期凯末尔推出以世俗主义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奠定了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坚实基础。20 世纪 30 年代建立起国家控制和保护性的发展模式，这样一种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型经济在发展中弊端日益突出，于是厄扎尔主政的 80 年代开启了经济自由化时期，倡导出口导向型市场经济。由此，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市场资本主义，释放出私人经济的巨大能量，中小型企业成为土耳其经济的中流砥柱。这一改革不仅使市场经济战胜了凯末尔的国家主义，而且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得市场成为形成中的社会、政治，甚至于宗教的模板，伊斯兰资产阶级也随之兴起。政治上逐步修正了凯末尔主义带来的问题，强调多元化和包容性，允许不同身份的存在和表达。然而总体而言，厄扎尔时代的改革成就主要在经济领域，经济自由化对政治民主化影响有限。90 年代被称为土耳其“失去的 10 年”，而且土耳其在 2001 年遭遇了巨大的经济危机，其经济最大的弱点是政治不稳定引发的结构性问题。

因此，2002 年上台的正发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改革压力，开始齐头并进地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在政治上基本消除了“管制型民主”的痕迹。经济上通过发行新货币和改革银行体系重建了公众信心，这些根本性的改革从结构上消除了不稳定和周期性危机的顽疾。2004 年通货膨胀率自 1972 年 9 月以来首度降低到一位数。最大的政治勇气表现在开始正视土耳其面临的头号问题———库尔德人问题，反思土耳其在构建单一民族国家过程中对库尔德人造成的不公，先后尝试了“民主动议”、“道歉政治”、“制定新宪法”和“库尔德问题新战略”等多项措施以赋予库尔德人充分的文化和教育权利，力求在源头上解决库尔德问题。正发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相互配合，取得了良好效果。当下土耳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主要致力于制定新宪法和根治库尔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