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土耳其模式”？

内容提要： 土耳其模式是长期历史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包含政治上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教成功的嫁接，经济多元化和积极融入区域及世界经济，同时致力于平衡外交，适时追求具有全球抱负的区域领袖政治理想等三方面的主要内涵。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传统，与西方长期的制度性联系，以及坚持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是土耳其模式的三根支柱。土耳其模式尚未完善，机遇和风险同在。土耳其模式的走向不但对土耳其、中东北非有重要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 土耳其模式 正义和发展党 改革 民主 现代性

中东大变局经过一年多的持续发酵和演进，其内在的特质及对区域和世界的影响正在显现，“土耳其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模式/模板”成为讨论土耳其在变动秩序中不变的主题。阿拉伯诸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选择需要借鉴的模板，土耳其现代化道路因此受到阿拉伯民众的关注。这是争做地缘政治领袖，在国际事务中凸显影响的良机，土耳其亦当仁不让地致力于推广该模式。西方急于从深层次上解决伊斯兰恐怖主义，急于向中东人民证明接受民主、现代性的标准将带来丰厚回报，以此巩固在中东的利益，因而也乐见其成。基于以上原因，土耳其模式的影响正在扩大。

一 关于土耳其模式的争论

作为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相对成功的发展道路，土耳其模式在学界和政界引发了争论，核心聚焦于三个环环相扣的问题： 什么是土耳其模式，它在中东大变局中得到推崇的原因及其适用性问题。

( 一) 什么是土耳其模式

本文在梳理中东动荡以来关于土耳其模式的争论后认为，学界对土耳其模式的由来和内涵这两个无法剥离的因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概而言之有三种主要观点。

( 1) 土耳其模式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

休·波普( Hugh Pope) 坦言，作为现代化发动机的土耳其模式像土耳其一样难以定义，也难以将其纳入某一区域或者意识形态。土耳其已经远离好战的军方领导下之贫穷、内向、西方的傀儡和远亲等拙劣形象，也遗弃了冷战时代西方代言人的标签，转而成为商业良港和区域经济的发动机，而这一切关键性成就都是威权主义、军事主义、国家主义、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粗糙平衡的产物。休·波普倾向于认为土耳其模式是历史长期发展的矛盾复合体，土耳其民主虽然粗糙和不成熟，却是伊斯兰世界最发达的民主制度。

中国学者王林聪和昝涛也认为，土耳其模式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先后存在两个不同版本。王林聪认为，旧版本是凯末尔时代的世俗威权政治作用下的土耳其模式，新版本则是埃尔多安时代的教俗力量作用下的产物。昝涛将土耳其模式划分为两个阶段/形态： 一是凯末尔主义的激进世俗化； 二是以世俗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温和伊斯兰主义。两位学者都强调教俗力量博弈在土耳其模式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同是强调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王林聪和昝涛注意到其中的断裂，休·波普则更注重延续性。

( 2) 土耳其模式即正义发展党模式

阿尔珀·德德( Alper Y． Dede) 将土耳其模式界定为正义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发展道路，它建立在三根支柱之上： 正发党与伊斯兰教自下而上的公民的、宽容的联系，区别于极端伊斯兰教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模式； 坚持市场导向催生的经济发展的张力； 包括经济成功、新生的保守的商业阶层在内的软权力。这三个方面主要得益于正发党执政以来民主进程的提速，迥异于世俗和威权的凯末尔主义。相对而言，阿拉伯世界更倾向于认同该观点，如突尼斯的复兴党将土耳其模式等同于 2002 年以来正发党的崛起，核心是伊斯兰主义和民主的结合在一个激进世俗主义国家中获得合法地位。

大多数阿拉伯民众将土耳其模式归结为正发党领导下的虔诚的穆斯林、民主的政府和成功的经济三者的混合物。该观点突出了正发党执政以来的作用，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割断了历史。

( 3) 与西方的制度性联系成就了土耳其模式

华盛顿中东研究所土耳其中心主任格尼尔·托尔( Gonul Tol) 认为，土耳其模式源于与西方的制度性联系。她认为，伊朗、苏丹、阿富汗的经验证明了伊斯兰主义的失败； 以“六日战争”和 1978 年“戴维营协定”为主要标志，泛阿拉伯主义也宣告破产。土耳其模式兼顾了区域和全球、神圣和世俗、伊斯兰教和政治以及理性和道德伦理这四对关系之间的平衡，是全球理念、地区特性和实际国情相结合之典范。土耳其温和的伊斯兰教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公共伦理，为不同身份的认同留下生存空间，它与西方的启蒙思想和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主义保持着对等距离，因而为中东在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之外提供了新的最佳选择。这种观点强调了土耳其模式与西方制度性联系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一般而言，这种观点更为西方政治家和学者所青睐。

( 二) 中东大变局以来土耳其模式得到热议和推崇的原因

土耳其模式之前也曾受到推崇，然而并未开花结果。伊朗、阿富汗、埃及和伊拉克民族主义领袖曾学习凯末尔时代改革和国家建设的经验。上世纪 90 年代诞生的高加索和中亚几个突厥国家曾热议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尤其强调世俗主义在现代化中的重要性。“9·11”事件后，布什时代的“反恐战争”需要伊斯兰教与民主相容的模板，土耳其无可争议地成为首选，这成为土耳其模式的第三个变种。现在所谓的土耳其模式就是新的变种。

凯末尔·基里什( Kemal Kirisci) 用“民主示范效应”概括了土耳其模式再次被推到国际舞台前沿的原因：“贸易强国”带给阿拉伯国家商业机会、贸易和投资； 新外交塑造了土耳其在区域的正面形象； 前进中的土耳其民主，与西方民主相比，可以消除阿拉伯民众的鸿沟感、等级感，使得民主制度既可望也可及。凯末尔·基里什推出的是一个立体的土耳其模式，强调政治、经济和外交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强调阿拉伯社会对土耳其模式的需要，这恰恰是该模式再次得到热议和推崇的主因。

( 三) 土耳其模式的适用性问题

适用性，实质上是能否复制的问题。学界关于土耳其经济模式的可借鉴性没有太多异议，阿拉伯国家可以向土耳其学习如何从国家主导型经济转向市场主导型。而土耳其民主化道路被认为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

( 1) 土耳其模式不可复制

休·波普将土耳其模式难以复制的理由概括为： 第一，伊斯兰教受到各种缓和因素的影响( 与伊斯兰教的草根联系、正发党的选民基础) ，尤其是 20 世纪 80年代厄扎尔的自由化动议( 主要是经济上的) ； 厄扎尔时代培养的商人成为正发党的中坚力量，他们保守且支持竞争和出口导向型经济，缓和或弱化了极端的宗教意识形态； 第二，90 多年的和平局面； 第三，申请入盟推动的改革； 第四，经济更加多元化和更加开放； 第五，建立在奥斯曼帝国，甚至是拜占庭帝国基础之上，如此悠久的历史只有埃及和伊朗可与之比肩。阿尔珀·德德强调“正发党模式”的伊斯兰主义长期受到各种缓和因素的作用，正发党与保守的商业阶层之间的富有活力的联系，为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所不具备。正发党继承了厄尔巴坎繁荣党的政治遗产，这也为阿拉伯国家的政党所欠缺，因而它们难以仿效土耳其模式。

伯纳得·刘易斯在 90 年代指出，没有被殖民经历； 自主选择并渐进推行民主； 长期的西化经历； 市民社会的长足发展，是土耳其产生民主并区别于伊斯兰国家的主要原因。王林聪也认为土耳其模式乃独特历史的产物，难以被复制。

这种观点强调土耳其历史和发展道路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因而土耳其模式只能是土耳其的，其他国家无法复制，明智之举是发展出自己的模式。比较而言，吉汗·图加尔( Cihan Tugal) 的观点并非如此绝对。他将土耳其定义为美国化的伊斯兰国家，认为流动的阶级力量、国家结构和文化传统三者之间特定的结合和作用，使得土耳其模式的可复制性尚待观察。

( 2) 土耳其模式可以复制

这一观点从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民主和伊斯兰教、区域与全球这三对关系出发，强调土耳其模式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具有可复制性。格尼尔·托尔指出，土耳其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地区冲突的调停者，而在于它为后意识形态下中东地区的冲突指明了方向。土耳其的现代化以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相互影响为基础，超越了意识形态，这种民主化模式既与区域文化有着有机联系，又与全球规范和理念相匹配。阿拉伯世界需求的国家、社会以及公共文化和伦理之间的新社会契约，可从土耳其获得。正如亨廷顿所谓之“示范效应”一样，土耳其由于与中东北非国家居于同一区域，又具有文化上的同源性，以及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可比性，再加上土耳其民主自身的缺陷性使得该模式具有可学习性。这些观点倾向于强调土耳其模式是普世性的民主和伊斯兰教这一特定宗教相嫁接的范例，可以从特殊上升到普遍，因而具备了可复制性。

阿拉伯民众也倾向于认同土耳其模式的可复制性。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 TESEV) 2010 年 3 月公布的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土耳其可以成为阿拉伯国家的模板。75% 的民众认为土耳其是伊斯兰教和民主相得益彰的案例。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 2011 年 2 月公布的民调显示，66% 的民众赞同土耳其模式，将该模式概括为穆斯林身份、土耳其的经济实力和民主制度。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 2011 年 5 月公布的民调显示，82%的民众认为土耳其经验可形成文化模式，80%认为可成为经济模式，72%认为可成为政治模板。

学界关于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尤其是它面临的机遇、挑战以及蕴藏其中的意义，阐释并不充分。国内学术界对于新旧土耳其模式之间的逻辑关系，外力在土耳其模式形成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外交在土耳其模式中是否应有一席之地，尚存争议。本文首先梳理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和支柱，接着讨论土耳其模式的机遇、挑战和意义，以有助于学界更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