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从朝鲜战争看国际冲突的心理学解释（2）

二、以朝鲜战争为例，看国际冲突与心理学的基本问题

接下来我稍微举一下朝鲜战争的例子，分析三个方面看一下冲突的产生、升级。朝鲜战争也是探讨特别多的案例，基本上在国内外很难有什么新意的。先在沈志华跟杨奎松做过之后，发现没法儿做，在历史的史料上我们没有办法超越，所以我们从政治学的角度，我们只能把它当做学术，国际关系研究的命题的角度。因为他们做的是对历史的描述或者是原因的分析，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学术题，从我们的角度来切入，我觉得主要分析三个方面。

1.安全困境是否存在

第一个方面，比方说如果是中美对抗的话，中美对抗怎么形成的？这里面就涉及安全困境问题，这个安全困境到底是什么意思？朝鲜战争是不是安全困境？

第二个方面，比较常见的分析话题，从当时的6月份到中国10月份出兵，特别是到了9月、10月之后中国有一系列对美的威慑，但是我们发现在战略互动过程之中，美国并没有认为中国的威慑是可信的，由此就导致了美国进一步加强了他的进攻性的战略举动，越过的三八线，最后导致战争的产生。

第三个方面，朝鲜战争有五次战役，根据他们的分析，第二次和第三次是一个转折点，里面涉及到冲突的升级。本来到那个转折点有不妥的选择，如果选择谈判，可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也可能当时就结束了。因为当时的领导者普遍采取了另一种措施，这里面对美国的战略行为的判断会不一样，导致了冲突进一步升级，最后又拖了两三年，这是冲突升级的问题。

第一个说一下安全困境，背景和过程不太仔细讲了。就是当时是新中国的背景，还有是冷战背景，最后是朝鲜内战。

过程也比较简单，刚开始是朝鲜内战，从朝鲜内战后来到美国的干涉，到中国的出兵，经过了五次战役，然后又经过了两年，签署了停战协议。

关于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内战是9月15号的转折点。9月15号的战略有时达到了最大，基本上把釜山那一块占领，但是最后停止到那里，然后美国在仁川那边登陆了，登陆了以后整个朝鲜战争的局势就变化了，因此到9月28号、30号、10月19号、10月24号基本上北方该退了，这是1950年的时候，在中国出兵前夕战局的情况。

1951年当时几大战役，我看军科院说我们每次战役都获胜的，但是肯定神圣化了。这里面就涉及到从第二次战役的时候基本上推进到三八线这里，第三次推进了三七线，第四次、第五次又回去了，回去了说明我们的战略优势在缩小。这里面历史学家有一个争论，我们最大的战略优势是第二次、第三次之间的时候，当时是中美之间有共同点。美国人准备说别打了，咱们谈一谈，提出了很多现在看可能这个条件对中国比较有利，提出我们各自把军队撤出去，朝鲜的问题跟台湾的问题提到联合国讨论，就是战略上的让步。但是我们认为，我们毛主席对他怎么进行回应，不同的回应导致了我们的措施不一样。

中国的出兵决策是比较复杂的，它不是一下子定了的问题。我觉得中国出兵决策肯定最后是冲突。如果中国不出兵，国际冲突可能暂时没有了，因为那样冲突就不成立了。根据这个沈志华和杨奎松，他们的基本观点就是中国是被迫出兵。其实当时有一系列强调，我们当时中国并不是做战争准备，我们的战略重点是在解放台湾，然后说国内近来也是比较差的，刚刚打了几十年仗，从军事实力、武器装备、国家力量来说都不具备战争的条件。所以说从这个家度中国没有战争的意愿。

我这里写苏联可能比较直白，但是也是综合的一些观点，苏联是对朝鲜的内政比较积极主动的，最后到中国出兵关键的点上他有一点退缩，实际上他把中国推在前面，北朝鲜他始终是要统一朝鲜的。这里涉及到中国出兵的战略动机，或者说最后原因的分析。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层面分析，这里面涉及中国的战争意图。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出兵到底是不是基于国家利益。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利益。主流的国际观点仍然认为坚持利益，因为战略利益冲突导致了这个情况。如果是客观的利益那可能就是跟心理的因素没有关系，认为就是客观的，就是地缘政治的冲撞，跟主观性的东西没有关系，这里要讨论中国有没有错误直觉，这实际就是中国方面的。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看，因为中国的错误直觉不太好判定，实际上就涉及到跟美国的判断问题。美国的判断可能是这些观点具有一定的争议性，我觉得很多人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据我看的历史学界的描述，还有当时一些基本回忆录，或者当时文献美国到底有没有进攻中国的的意图，我看至少在沈志华、或者杨奎松他们的判断，中美之间肯定是有意识形态的冲突，或者是冷战、战略上的对抗。但是美国事实上当时也是不想跟中国发生战争的，就是尽量能不惹中国就不惹中国。从现在历史学家根据很多档案材料是有这个判断。

但是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两个对手都没有战争意愿，那为什么会打起来？这里一个角度就是分析判断错误，比如说我们两个不想打，最后我认为对你的战略意图判断错误，你认为我也是判断错误，我们可以分析为什么会产生判断错误。

这是当时的断桥的例子，但是也没有找到实际史料的认证。网络上有这种说法，以断桥的例子证明美国的的战略意图，他为什么是把朝鲜这一侧炸了，没有炸中国这一侧？从当时的美国高层的意图来说，就是说尽量不要惹中国，但是我们没有去核对文献，不知道当时具体的情况，为什么双方的战略意图会进行错误的判断？

安全困境的核心要素

回到第一点，还是安全困境的问题。这里首先要判断中美当时在朝鲜对抗是不是安全困境。事实上我比较同意唐世平老师的观点，他发的那篇文章至少在美国的下载和引用率是很高的，他重新梳理了一下安全困境基本的核心要素，他认为分成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恶意的缺失。第二个国际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会产生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对各自战略意图是不确定的，由此有种内在的恐惧，怎么样解决？就是靠自己帮助自己。第三个指标是力量的积聚，这样包括一些金融性的力量这就体现军事上的准备。

这里关键的就是恶意的缺失，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分析一对关系，我们经常说中日是安全困境，当然我觉得唐世平做了一个非常有贡献的工作，他指出了恶意的缺失是安全困境的必要条件。这也就是把一些法西斯国家，比如说德国跟当时其他国家的关系，他认为不是安全困境。希特勒就是要侵略你，要占领你的，这里面就分析着重和美国是否是安全困境。

刚才简单的说就是中国方面没有战争意图，中国不想跟美国打，美国方面也是没有战争意图，当然这个主流是不接受的，美国肯定要侵略我们。我们这里是分析而不是说你认为是就是。这里我想讲心理学解释是有帮助的，他的心理是能发挥作用的，主要这里面有一个知识上理论上的对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去年也知道一个学生做安全困境，做朝鲜战争的案例。但是很多老师就跟他说，但是他根本不听你解释，这跟心理学有关系吗，这就是利益冲突，美国人就是要把我们怎么样，危害我的利益，这是主流的政治学理论。他认为利益、制度是客观的东西，是决定政治互动和政治行为的。什么叫利益？当时出兵可以说是基于利益，但是不出兵也是基于利益，利益既可以解释你的积极行为，也可是解释为消极。而且到底什么是利益？我们可以具体考察，在决策过程，在中央政治局里面分析很大，那是分歧最大的一次，比如说八个人、十个人刚刚开始就一两个人认为要出兵，然后其他七八个人说不出兵。那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是利益，出兵是利益还是不出兵是利益，所以利益的解释是比较复杂的，有的时候是自相矛盾。第一个是安全困境，我觉得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破解国际冲突为什么会发生。

2.威慑的可信性

第二个是威慑。这在美国研究的比较多，威慑定义也是比较简单：是一个战略对手，他的采用手段可能有很多方面，首先从话语层面，领导人发布一个说明；还有政治威慑；最重要的就是军事威慑。

中国当时从9月份到10月份，周恩来有一系列的举动，外交上有一系列的声名，你美国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你如果越过三八线，我就一定要跟你干起来，又发表声明，在公报上写一大段，说这个事。当时美国不当一回事，继续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继续往北，最后可以说是中介形式找到印度驻华大使。因为中美之间是没有外交关系的，实际上他是转述中国的威慑。

这里面有一个很简单的判定，如果从威慑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威慑没有产生效果，美国他还是往北，从学术分析上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很好效果。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我这里也没有写一个系统性的理论，进行系统性的论述，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好几个角度分析。

第一个是（沟通）渠道的问题，从当时的设施来说，当时的渠道太复杂，直接传话的渠道都没有，而且话传来传去，可能会出现误差。这很容易理解的，我们平常人际关系也是这样，一个话传到最后理解可能不太一样了。中间通过单方面的宣示，自己在那里说，另外通过印度。后来看杜鲁门，还有美国的主要决策者回忆录上，印度向他们传话之后，说印度传话可信吗？这个与共产党通信的家伙——觉得通过它的传话是不可信的。

第二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理性主义的途径，就是说你要发射一个威慑信号，必须这个信号代价是特别贵的。你说一句话，人家看你说执行不执行没关系，然后人家一看就是你执行不执行没关系，说明你的话威慑是不够。我这里来一个破釜沉舟，你过了河把船都砸了，这样信号就很昂贵，你回不去了，那别人就能看到的意志，这是理性主义的渠道，就是特别昂贵是重要的指标。

第三个就是本身别人会考虑这个信息是否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假，这里面涉及比如说，朝鲜战争里面到底中国谁发射的这个威慑信号？但是有一些研究说当时代表周围外交声音的是周恩来，不是我们主席，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是怎么判断的问题。因为他们关注的是毛主席，认为毛主席能够代表中国人，周恩来能不能代表不知道，原来打交道的经验也不是很多。

还有一个我看到官方修的抗美援朝史，就特别注意9月30号政协会议的公报，那个公报我们这里很清楚地知道，最后是周总理宣布的，但是我们特意写到的，这个公报是经过毛主席的亲自修改，毛主席加上了什么字。我们潜台词很明显，这是毛主席发表的，我们知道哪些字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但是在战略互动上别人不知道，至少第一次博弈的时候别人不知道，也有可能到了后来54年抗法援越的时候，跟越南在那边说周恩来是代表中国、中国中国共产党的。

如果从战略互动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可以从美国的回应来解释，至少这里面有美国回应错误，根据政治学的理论来说就是两个人之间力量有大小，有权利的大小，美国很强大，中国很弱小，如果一个强者跟弱者之间战略互动，强者可能会忽视对方，他可能认为你是虚张声势。

还有一个就是，（好比）两个人之间，这次动了我这杯水，我很生气，敲桌子。然后你知道了，可能你不太在意，你下次动的时候我再生气，这样的话会形成一种情绪表达上的方式，他就理解了，通过我的情绪表达，他理解了我的利益。我不知道心理怎么表示这个。

（参会者：要看当时对手对他的理解，比如说我动了你的东西，你有一个情绪的反应，下面我的下一步的行为是什么，这个得看具体的情况。内部隐含很复杂，包括两个人之前的关系，包括当时这个东西对它的影响。）

因为这个概念翻译成中文叫做“情感表达在国家安全战略互动之间的关系”，包括95年的例子，还有96年的台海危机，台海危机中国还不高兴，进行了导弹的试射。通过这样的博弈，多次反复的博弈美国知道了台湾问题中国真的还在乎。返回到心理学里面我就不太清楚。

（参会者：心理学对群体性的研究，我涉及过关于情绪对于个体决策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很大，包括他的行为在某一时刻会有一些影响，根据个体个性的不同，特点不一样，一定有影响，说到群体这一块和国际政治领域，这一块很少听说过。）

这是层次差异，但是问题在于国际关系里面，事实上如果我们谈国家的时候，有一个类比，我们其实说中国很生气，可能就是领导人很生气，然后中国很生气，是内部等同的关系。当然也可以再区分，比如说老百很生气的时候，老百姓不生气。可以再进一步分析，但是往往一边经过类比之后，就把它等同。、

这里的意思事实上就是情绪表达可以传递战略信心。可能心理学里面不会去注意这个。因为这里主要对政治学理论有启发。政治学理论就包括理性选择理论。两个理性人之间为相互利益的敏感性的了解，或者说我们既知道你的利益，你也知道我的利益。但是问题在于我们通过案例分析之后就是不一定知道，怎么知道的？就是说可以通过情绪表达让对方知道。

（参会者：所以在心理学里面把这个称为叫效应，就是人的感受，而不是利益最大化或者是最优化，它是感受。而且未必是最大化，只是说我的感受的不同。）

其实就是说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主流也是经济学。它的所有的理论都是经济人的称呼。

（参会者：它后来叫做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是有限理性的。）

这是第二个就是说从威慑可信性的角度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