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2）

三、村庄结构的区域差异及其成因

中国不同区域村庄结构差异明显，从而形成了村庄类型的区域差异。当前中国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是如何形成的？

在《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一书中，笔者曾试图构建一个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双层认同与行动单位的模型。29笔者认为，中国特殊的文化、地 理、种植结构和气候条件等，使得中国基层治理中一直存在一个超出家庭的强有力的血缘单位，最典型就是宗族，正是宗族这一聚族而居形成的血缘与地缘共同体， 成为中国传统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结构。进入20世纪，持续一百年的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使中国不同地区基层社会结构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依其中宗族 血缘关系受影响的程度，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虽然受到影响，但宗族认同仍然存在，宗族仍然具有一定认同和行动能力，在村庄内，农民既受家庭结构的影响， 又受宗族认同的影响，从而保持了双重的认同与行动逻辑，这就是当前中国南方宗族农村的情况；二是宗族血缘关系受到较大冲击而断裂为若干碎片，其中有些碎片 较大，比如五服以内的血缘认同与行动单位，还有一些碎片较小，如仅兄弟堂兄弟关系才具有认同与行动能力，甚至仅仅兄弟之间才比较亲密。这样一来，在血缘与 地缘重合基础上的村庄内部，因为宗族血缘关系的断裂，村庄内形成了若干互不隶属的门派，也就是说村庄结构是分裂的，这与宗族村庄已大为不同，典型地区是华 北农村；三是血缘关系断裂得比较彻底，以至于任何超出家庭的血缘关系都不再具有行动能力，兄弟关系也已经现代化了，这样的地区就不再存在超出家庭的认同与 行动单位，农民原子化程度很高，这样的村庄就成为原子化的村庄，典型地区如两湖平原。

从逻辑上 讲，以上建构并非没有道理，问题是，不同地区的历史与地理条件差异很大，在现代性因素冲击之前的农村基层社会结构中，不同地区的情况就千差万别，且往往正 是这种差异使得现代性的冲击——回应有了差异。当前中国不同区域村庄结构的差异，不仅是现代性冲击程度不同和方式不同的结果，而且由其本来就存在的差异决 定。不具体分析不同区域农村的历史地理条件，我们很难真正深入理解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的复杂性及其内在机制。

在展开具体分析前，我们可以再回到弗里德曼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东南宗族的发展与边陲地带、灌溉农业这两个因素有最为密切的关系。在边陲地带，中央权力 难以深度介入、地方自治变得重要，以宗族为基础的地方自治单位通过族内团结、族外联宗、远交近攻，以维持地方基本的秩序；灌溉农业对水利的需要进一步强化 了对基层合作能力的需要，同时灌溉农业高产出也为宗族自治提供了经济基础。

循弗里德曼的研究路 数，王询讨论了中国南北方汉族聚居区宗族聚居差异的原因，他认为，在一个地域内，现有人口的始迁祖迁入该地的时间越早，则该地宗族聚居之势越强。从各大区 域现有人口聚居格局形成时间看，大体说来，南方早于北方，从而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宗族聚居南盛于北的格局；从定居后的同族集聚情况看，北方的旱作农业和南方 的灌溉农业对合作需求程度不同，面对外部冲突的背景不同，以及经济实力、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宗族聚居强弱的差异；从国家政权组织方面看，距政 治中心越近，国家政权组织对社会的控制力越强，控制成本越低，越能进行有效控制。北方一直是中国政治中心，华北地区宗族势力就更加缺少自由发育的空间。另 一方面，近代以来，南方宗族势力盛于北方的既成事实下面，国家存在更多因势利导通过宗族间接控制社会的可能，尤其导致“在中国的南北方之间，由于距国家政 治中心的距离和原有宗族聚居程度和宗族势力强弱不同，国家实际上采取了不同的控制方式。不同的控制方式又对宗族的发展产生了反馈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南北方 宗族聚居格局和宗族势力的差异”。30

从宗族本身的发育来看，宗族应该是宋明以来的新发明，宋以前的宗族一般指世家大族，到了宋代后期，经宋儒倡导，一般庶民建祠堂、修族谱、建祖先牌位和祭祖等不仅被允许，而且被国家有意提倡，到了明清两代，宗族已成为地方社会中的主要自治力量。31

从中国不同区域来看，因为移民时期、开发早晚、开发方式、种植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距政权中心远近等等的差异，不同区域村庄结构包括宗族组 织发展状况的差异颇大。以下主要从生态和历史两个层面讨论中国目前村庄结构形成的区域条件，并以此为基础，讨论当前中国村庄结构区域差异的成因。

（一）生态的区域差异

中国地理上划分南北的分界线是秦岭—淮河线，这条线是我国东部暖温带与亚热带、半湿润区与湿润区的分界线。此线南北水热条件差异显著，农业生产也截然不 同：线北的北方地区以旱地耕作为主，发展了一整套旱地农业的生产经营制度；线南的南方地区则以灌溉农业为主。以下我们分别来看不同区域的地理和生态。

1. 华北地区

从地理和生态上看，华北地区有三个重要特点，一是黄土地，二是大平原，三是半干旱气候。黄土地容易开发，土地易耕，杂草易除，作物易成活，且土壤粘性较 小，交通运输方便，黄河流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大平原一方面使得华北地区文化交流便利，语言相对统一，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战乱等天灾人祸，因为无 险可守，由战乱而饥荒，整个华北地区都容易受到严重影响。半干旱意味着灌溉农业难以发展起来，旱作物产量较低。此外，华北地区旱灾频繁，生态不稳定，黄河 和淮海经常泛滥。

华北地区因为易于开发，又是大平原，在生产力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华北的开发就 会十分迅速，人口繁衍速度很快。一方面，华北地区容易发生战乱，战乱导致华北地区多次出现大规模人口减少，然后移民再开发。因为熟土且容易开发，外来移民 快速繁衍，很快就形成密集人口，人地关系变得紧张。而恰恰是华北平原易开发，到清代以后，华北地区野生资源逐步减少，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就很少有缓冲余 地。

华北地区的生态条件使当地农民更容易选择聚居。第一，华北黄土不沾，半干旱，使得运输相对 容易，田间作业可以距居住地较远；第二，按黄宗智的说法，华北平原河流少，地下水位深，水井不像南方那样随处可打，散居不利于到定点的水井打水，聚居则可 以缩短取水距离，减少取水劳动量。华北农村重视水源选择，凡聚落之中心，往往也是一个村庄的井泉所在；32第三，聚居可以满足劳动协作和共同防御贼匪的需 要。33因此，在华北平原容易形成大规模的聚居村落，村落与村落之间相对封闭。

2. 华南地区

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湘南等地南方农村基本上是山地为主，丘陵为辅，平原甚少，地表起伏。小块盆地和山区小水源水稻耕作环境，都极有利于强宗大族的 发展。34从气候上讲，南方农村雨热同期，降水丰富，适合灌溉农业的发展。但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除草是一个严重问题，杂草往往比禾苗更有生长力， 除非投入大量劳力锄草，水稻或者其他作物很难获得收成。直至明朝末年，来自南美的土豆、红薯、玉米等作物引进之后，由于这些作物生命力顽强，可以在与杂草 竞争阳光与肥源上取胜，南方山地才得到充分的开发。

同时南方以山地为主，农业开发难度大，交通不便利，导致区域内的文化差异较大，语言繁杂。

3. 长江流域

长江上游是位于内陆的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按一般地理特征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东部为四川盆地，西部属青藏高原。西部地势高耸、气候严寒、人口稀疏，不是 本文讨论的重点地区。东部则是平原或丘陵、气候温和、人口稠密、垦殖指数高。35东部核心区是川西平原（即成都平原），因为战国时期都江堰的修建，川西平 原成为中国最好的自流灌溉地区之一。川西平原地形平坦、土地肥沃、生态稳定，是西南地区最为重要的农业经济区。

长江出三峡后自宜昌进入中游冲击平原，河床比降锐减，河道迂回曲折，尤其是湖北枝江至湖南城陵矶一段（称为荆江）尤为突出。由于水流缓，泥沙沉积旺盛， 荆江河面高出地面，亦成“地上河”，每到汛期，洪水高出平地10～14米，极易溃堤成灾。因此，长江中游多洪水，1949年前的2000多年发生较大洪水 200多次。尤其是明清时期，由于不断围垦，把洪水大部逼入主泓，加大了堤防压力，导致荆江两岸在清代后期几乎无年无灾。因为长江中游水患，致使直到明 末，两湖地区人口并不密集。明清时期，两湖地区皆属于移民型社会（江西填湖广）。

长江中下游地 区地势低平，湖泊密布，河渠稠密，水田连片，流域最具有生产力的地区都集中在长江冲积形成的河网平原地带，这些河网平原地带具有发展灌溉农业的极大便利， 也具有相当高的生产能力。因为长江周期性的泛滥，以及非周期性的洪涝灾害，使得半耕半渔式的生产方式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江汉平原腹地 的沔阳民谣称“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若得一年收，狗子不吃糯米粥”，生动表现了长江中游地区水患多但土地肥沃的现实。水网密布，生态不稳定，加之长江 流域土壤粘性大，交通道路网难以建立，农户不得不依山傍水而居，“房屋相互隔离，或三五成群，形成稀疏的小村落，这种散漫型的村落形态我们称之为散村”。 36

4. 南中北方农村生态的比较

小结以上分析，华北、华南和长江流域在生态上有如下差异：

第一，从种植结构上看，华北多种植产量较低的旱作物，而华南和长江流域多种植高产水稻。长江流域还是湖泊密布的地域，渔业是重要产业。

第二，从居住形态上看，华北和华南多聚居，长江流域多散居。

第三，从生态多样性上看，华北地区缺少应对天灾人祸的自然缓冲，人地关系紧张，生态结构单一且脆弱，华南农村和长江流域具有较强的生态多样性，从而有较 强的应对天灾人祸的自然缓冲。37正如黄宗智所说，长江三角洲远较华北平原肥沃，当农民遇到困难，他们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自己的勤快和节俭，恢复到之前的 生活水平，正因如此，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可以保持相当的稳定，而华北农村，一年灾害，三年负债，两年灾害，终身穷苦。38

第四，从生态稳定性上看，华南生态稳定性较好，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的生态稳定性均较差，其中华北最大的天灾是旱灾，长江流域最大的天灾是洪水泛滥，因为长江流域最具有生产力的地区是长江中下游冲积平原，这些地区恰恰最容易遭受洪水冲击。

第五，从开发难度上看，华北开发最容易，难度最低，华南地区和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游地区）开发难度比较大，开发较晚且相对缓慢。长江流域和华南农村 广大的未开发水面和山地，不仅使农民有了应对灾荒的回旋余地，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优良作物的引进与改良，农民可以向水面和山地争粮食。正是因此，当南 方小平原建立的宗族群体人满为患时，当地居民就可以向水面和山地迁移，形成新的宗族组织。

第六，从战乱扩散难易程度上看，华北地区最容易受到战乱影响，长江流域因为地处中国中部，也容易受到战争影响，华南偏于一隅，且多山水阻隔，战乱较少且战乱不容易扩散。

第七，从文化传播角度上看，华北交通方便，文化统一程度高，语言相对单一。华南因为多山多水，文化传播比较困难，语言繁杂。长江流域因为地处中部，是文化交流的枢纽，因此相对包容和多样化。

（二）村庄历史的区域差异

几乎所有研究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的学者都注意到了南北方村庄结构存在的巨大差异，其中的关键是华南普遍存在宗族结构，而华北宗族结构力量薄弱。造成宗族南 北差异的重要原因与目前居住人口形成时间有密切关系。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农村主流居住人口及村落建成时间，大致是华南（宋代）、华东（宋代）、西北（宋 元）、华北（明代）、华中（明清）、西南（清代）、东北（清末），其中华东地区在太平天国时期发生大量人口损失，出现了局部移民。

要正确理解现居人口和现有村庄建成时间早晚对村庄结构的影响，需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从始迁祖迁入到村庄成型需要时间，二是20世纪革命到来之前，村庄 既有格局状况。在面对革命冲击时，村庄既有结构是十分关键的。我们假定在20世纪革命前均为传统时代，在传统时代，村庄是按照传统逻辑正常成长的。

1. 华南农村

虽然生态条件有差异，但自宋元以来，汉人聚居区的宗族组织普遍得到发展。自宋元开始，华南农村约有一千年相对稳定的农村发展史，这一千年既是村庄成长 史，往往也是宗族发展史。在华南农村发展史上，先是北方汉人移居华南，或新辟田地，或借居土著。在汉人移居华南时，华南仍未得到充分开发，人口稀少，生产 力水平较低，甚至到了宋代，广东、福建还是流放失意政客的未开化地区。华南地区还有大量未被开发的处女地，尤其是有大量丘陵和山地未被开发。随着人口繁 衍，村庄不断拓展。一方面，随着人口增多和生产力发展，村民就地平面扩展，比如由平原到丘陵到山区的拓展；另一方面，因为人口增加，人地关系变得更加紧 张，村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血缘基础上的宗族内部更加紧密，宗族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经过一千年的成长和消化，华南地区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宗族得到 充分发育，小的宗族难以生存，或者附籍（依附性宗族），或者搬迁，形成宗族聚集，大量单姓宗族村落出现。宗族远交近攻的结果，形成了相当大区域的宗族连 片。又因为宗族之间激烈竞争，导致宗族内部的高度凝聚与整合，地缘与血缘关系融为一体，宗族规范发展成熟，高度内化于其成员血脉之中，宗族具有极强的行动 能力。也就是说，经过长期的发育，在华南农村出现了宗族结构与宗族规范的高度统一、宗族组织与宗族意识的高度统一。华南农村不仅具有大量强宗大族，宗族占 有大量族田，有完善族谱，有高大宗祠，而且形成了完善的宗族文化，宗族意识已经融于每个人的血脉之中。在这种强大宗族文化和宗族意识中成长起来的每个人都 在自己生命中融入了宗族的因子。结构与规范完善结合的华南宗族农村在面对20世纪革命冲击时，就可以表现得相当顽强。

2. 华北农村

相对来讲，华北地区的村庄大多起始于明初山西移民，真正形成村庄应在一百年后，即在明朝中期，成型的村庄历史有五百多年。华北地区现居民是在熟土开发， 又是在距离中央政权不远处发展。华北村庄的发育史中，绝少宗族之间血腥斗争及由此产生单姓村基础上的强宗大族，反而是在绝大多数村庄都形成了多姓聚居格 局，从而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以地缘关系为主的聚居结构。华北地区的血缘基础上的家族结构是依附于地缘关系并且是在地缘之内发挥作用的，或者说，华北地区形成 小规模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村庄结构，村庄内有多元力量并存，村庄之间缺少如华南农村那样的因为激烈竞争远交近攻所导致的宗族依附、合并和联宗。

华北地区多姓村是主导的村庄结构，村庄与村庄之间相对封闭。又因为华北地区是熟土开发，开发容易，人口繁衍和村庄增长很快，又缺少平面拓展的空间（无法 由平原到丘陵再到山地或水面开发的可能），人口繁衍和村庄增长很快即到极限，人地关系变得紧张。熟土开发容易且彻底，从而使得华北地区环境条件脆弱，缺少 生态多样性，出现天灾人祸，农民缺少自然的缓冲（野生动植物少），村庄内部必须形成强有力的地方规范来应对人地关系紧张所必然产生的种种治理难题。比如为 对付破产的边缘农民，村庄发展出具有一定道义经济色彩的打叶子、拾落穗权；3920世纪初华北农村青苗会的看青人往往是本村贫民无赖，甚至惯偷。任命这样 的人看青，既是为了防止他人偷窃，又是为了使他不重演故伎；40土地买卖中的本村人尤其是族人具有先买权；41李怀印通过对河北获鹿县档案的研究发现，迟 至20世纪20年代，地方惯例仍然具有极大的效力，为当地农民所认同，甚至成为地方官员庭审的依凭。42在华北农村，如此内生地方性规范，恰又是在村庄内 充分发育具有明显功能倾向的血缘组织来助力，这个功能性血缘组织主要是五服内的血缘关系群体，五服与丧葬有密切关系，丧葬是传统时代农民家庭最为重大的事 务，是需要社会帮助的事务。或者说，在华北村庄内，功能性的血缘小团体成为了村庄内生规范的组织基础。43

总之，到20世纪革命来临时，经过足够充分的发育，在华北农村可以看到的村庄结构情形是：华北农村多为多姓村，缺少强宗大族；村庄相对封闭；村庄内部合 作的组织基础是五服内血缘小集团；在血缘小集团基础上，村庄形成了强大的内生规范，以应对因为人口繁衍所导致的严峻人地关系紧张局面和层出不穷的棘手问 题。

由此可见，华北农村也是正常成长的村庄，因为村庄经过充分发育，形成了村庄结构与规范之间的有效匹配，或者说在村庄结构与村庄规范之间经历了相互塑造和相互强化。

显然，华北与华南形成了相当不同的村庄结构与地方规范的匹配形式，即华南主要是通过血缘与地缘的重合来强化血缘基础上的地缘关系，从而形成了华南普遍的 强宗大族，华南宗族有大量族产，有广泛联宗，有高大宗祠，这些都是华北所罕见。注意，因为结构与规范的相互塑造和强化，华南宗族不只是功能性的组织，而且 具有伦理性的价值，具有强大的价值支撑。造成华北农村与华南农村村庄结构以上差异的原因恰在于：华北是在熟土开发，种植旱作物，距中央权力近，而华南多处 女地开发，开发空间大，种植水稻作物，且距离中央权力较远，华北和华南形成村庄的时间也有一定差异。

3. 西北地区

相对华北村庄五百年历史，晋陕村庄的历史较长。尤其是晋东南和关中地区，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腹地。由于黄河和太行山的阻隔，在唐宋以后，晋、陕相对稳定，并成功地实现了民族大融合，到元末明初时，山西人口众多，是后来向华北移民的人口前提。

有趣的是，晋陕村庄也多为分裂型结构，村庄内存在众多功能性的血缘群体，其中原因大致与其耕作方式、种植结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半干旱地区）相关。关于晋陕与华北村庄结构相似性的原因还有待更加深入的调查讨论。

4. 长江中游：两湖地区农村

两湖地区也是移民社会，两湖地区与华北、华南的重大差异在于其生态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从而在两湖地区形成了以散居为特征的居住结构。

两湖地区生态不稳定（周期性的洪水泛滥和非周期性的严重水旱灾害），同时是宋元明代的主战场，导致人口大量耗损，到了明朝初年，两湖地区人口稀疏，出现 了“江西填湖广”。目前两湖地区居民多是在明代以后移居形成。且直至明代中后期，张居正主持修建长江大堤，两湖地区周期性洪水泛滥才有所减弱，长江中游地 区的生态稳定性才有所增强。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开发进入高潮，农业开发不断由丘陵平原向山区和湖区推进。44

与华北地区不同的是，现居民从外地移居过来时，两湖地区远不如华北地区那样已被充分开发，而是生态甚不稳定且具有多样性的地区。两湖地区的开发远较华北 困难，因此，两湖地区人口增长速度较慢，人地关系也不如华北地区紧张。直至20世纪革命来袭时，两湖地区仍然具有很强的生态多样性，当地农民较华北农民拥 有更多从未被开发的自然中谋生自救的手段，居民依据个人理性进行选择的空间甚大，由此两湖地区也就没有必要通过形成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来建立内部合作以应 对风险。

这样一来，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不仅村庄多是散居，而且村庄规范比较弱，在散居的村庄结构与薄弱的村庄规范之间，没有形成如华南农村和华北农村村庄结构与地方规范之间的相互塑造和相互强化。

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人口繁衍导致人地关系紧张的严酷背景下，经过充分发育，两湖地区终究可以形成村庄结构与规范的相互塑造与强化。但直至20世纪革 命来袭时，总体来讲，两湖地区仍未形成这种强化。有趣的是，到清末，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强烈震撼下，因为国家的衰弱、基层的混乱，清政府被迫进一步开 放族权，比如咸丰初年规定 “凡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准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察举”，族权开始普遍在基层与政权结合。45两湖地区不同于华南，当宗族与政权结合 时，功能性的宗族组织在两湖地区得以快速发育。宗族具有执法权，使得宗族成为维持内部团结合作、保护内部利益的手段，也因此可能成为豪强用于维护阶级利益 的工具——这正是共产党人所常看到的。46这种宗族组织与华南地区的差异有三，一是缺少宗族财产，二是缺少宗族的价值认同，三是缺少村庄结构力量的支持。

或者说，两湖地区的人地关系状况和生态条件，使得居民缺乏相互协作的压力和动力，村庄内生规范没有得到环境强有力的激发，人们生活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 之中，靠个人力量来应对环境。直到20世纪革命来袭时，两湖地区的大部分农村，村庄结构和村庄规范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匹配（相对华南就更加明显了）。两湖 地区每个个体的理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没有经过与村庄结构相互强化，从而没有真正深入到居民价值世界的村庄规范很快就被现代性冲垮，村庄很快就变得原子化 了。这就是为什么一旦革命来袭时，两湖地区看起来强大的宗族很快就灰飞烟灭的原因。

5. 长江上游及西南地区

西南的情形与两湖类似，一是村庄历史很短，二是具有相当的生态多样性。四川现居人口基本上是在清初移民而来，所谓“湖广填四川”，外来移民先平原再丘陵再山区，直到晚清，四川人口才开始向边远的云贵移民。

在四川核心区的川西平原，因为都江堰的功劳，川西平原生态稳定，经济发展，而总体来讲，人地关系并不紧张。商品经济发达且租佃经济发达，从而在川西平原形成了以集镇为中心的散居社区结构。

也就是说，在川渝，当20世纪革命来袭时，散居的村庄结构与薄弱的村庄规范并存，村庄结构没有与村庄规范之间形成强有力的相互塑造、相互强化，更没有相 互匹配。当地农民十分理性地决策和行动，以各自应对事变。农民建立在村庄层面甚至更小范围的合作甚少。川渝地区没有获得足够在传统中发育村庄结构的机会。

西南地区的云贵汉人聚居农村，因为开发时间更短，村庄结构与规范更加没有形成有效匹配。

6. 长江下游

长江下游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与华南农村（以及华北农村）有很大的差异，原因有四。一是长三角开发很早，生态稳定，土地肥沃，灌溉方便，从而使得长三角早 在隋唐时期就成为中国经济的重心，通过京杭大运河从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地区调运粮食，以养活北方的政治重心。南宋开始有“湖苏熟，天下足”的民谚。因 为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所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国家在场就远多于华南地区。华南地区依靠远交近攻来形成强宗大族的条件在长江三角洲并不存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 宗族组织之间发生械斗的可能性远小于华南地区；二是长三角地区河网纵横，土壤粘性很大，大多种植水稻，为了取水、运输和耕作的方便，村居大多沿河而筑，村 民居住分散，村庄往往由小而分散的同族集团构成，缺少大规模集中居住的村庄。这与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几无差异；三是太平天国时期，长江三角洲成为主战场， 人口遭到极大的损耗，经过大约五十年不间断地从周边地区移民，到了19世纪末，长三角才再次恢复了人口平衡；四是相对于华北生态的脆弱，长三角一直保持了 生态的多样性，面临天灾人祸，居民有办法通过个体努力从自然中获取生存资源，从而减少了对合作的需要。

以上四个原因，使得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进入20世纪时，村庄内并未形成强有力的结构与规范之间的相互强化和严密匹配。

7.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的状况与西南一样，而且程度更深，因为移民历史更短。甚至东北大部分村庄就没有得到以传统发育方式成长的机会，即不得不面对20世纪的革命。

8. 中部农村涵义及其扩展

以上讨论的长江流域，无论是上游的川渝，中游的两湖，下游的长三角，其村庄结构十分相似，主要表现为：散居为主；农业剩余较多；生态多样性使居民更容易 通过个人努力向自然获取生存资源；因为天灾人祸而屡屡出现严重人口耗损，使得当前长江流域居民多是最近数百年移民而成。这些方面的原因累加起来，就使得长 江流域直至20世纪革命来袭之前，因为居民缺少进行合作的压力与动力，村庄未因为严酷的环境压力而生成强大的内生地方性规范，村庄结构与村庄规范之间也未 能相互强化和激化，更没有形成相互之间的严密匹配。散居和村庄规范薄弱，成为长江流域村庄社会结构的显著特征。这两个特征使得长江流域农村与华南、华北农 村区分开来。长江流域位于中国中部，因此可以称为中部地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西南汉族地 区和东北地区因为开发比较晚，村庄正在形成过程中即遭遇20世纪的革命运动，而使西南汉族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村庄结构与长江流域极其相似，都是分散型的村庄 结构，且村庄规范较弱。为了便于理解中国农村区域差异，我们有时依村庄结构的特征将西南汉族聚居区和东北农村划归到中部地区。

（三）小结

以上关于北方、南方和中部地区生态环境与村庄历史的区域差异如表2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