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大勇：中共建党的若干问题与第一次国共合作（2）

第二个我觉得《中国共产党党纲》也是很原始的一个文献，这个反映了当时这批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所了解的情况，以及他们要在中国做什么，他们的一个基本认识，这当然包含了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是什么，在1921年7月的时候，在中国要建立共产党的这一批人他们对国情的认识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对马列的认识达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纲领里面对要奋斗的主义，这个目标、这个原则是怎么认识的，都很有意思，可以看一看。这个纲领可以说至今仍然具有宝贵的价值，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对自己的宗旨主义所抱定的一个基本认识。当时的人们已经树立了这么一个理想，一直在努力实现它，那么为什么有这么长的路要走，走了90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初的第一个纲领仍然有待实现，这就说明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

第三个很重要的文献就是《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实际上是一个工作决议，就是这个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纲领到底要做些什么，1921年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1922年做什么，当然我想第二次代表大会也是当时已经定好了的，第二年的7月份要开，那么至少在这一年当中，1921年到1922年之间要做些什么，大家可以看一看很有意思。

还有这么几个地方党组织的报告。这是中共一大的六个文献里面有机的组成部分。一个是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个是广州共产党的报告，第三个是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从名称就可以看出来，当时这个党的基层组织在建党的时候名称并不统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主义组织，甚至可能有的共产主义组织这个名称都没有用，叫什么小组都有可能，其中可能有一个是大家过去不太熟悉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而且这个报告还很有他们的地方色彩。其实，每一个报告都有地方色彩，北京当时的共产党人对北京市的认识，北京当时多少人口？九十几万，1921年7月的时候就认为这个城市是一个寄生性的消费城市，为满清皇朝豢养了一大批比较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之类的。你看他们在北京怎么开展共产主义活动，怎么开展工作，很有意思。而广州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又不一样，面临着和国民党人怎么相处的问题，和其他党派包括无政府党派怎么去相处的问题，都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不大了解，怎么四川省重庆那个时候也有共产主义组织？在一般对中共一大的认识里面，没有四川这个地方，可是它的报告里面说得很清楚，说1920年3月12日，具体到了日子，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这就清清楚楚不容置疑了，人家有成立的日子，而且是在1920年，而在中共一大有关的其他材料里说各地共产主义组织什么时候成立的，都是去年的年中，那就是1920年的中期，一般3月份我们就不能算中期的，应该算初期了，它成立得早，可能比一般的地方党组织成立得还早，而且这里面的口气是我们4个人是四川选出的，肩负的委托如下，那么是不是提交给中共一大了呢？不大清楚了，因为中共一大的材料里显然没有把四川的党组织算在里面去。他们肩负的委托是什么呢？第一，联合各省的一切共产主义组织，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第二就更有意思了，委托我们4个人要到俄国去，研究俄国共产党人建设他们社会的方法，获取中国没有的珍贵书籍，目标非常具体。这份报告我们今天研究还不知道和中共一大是什么关系，他们是来旁听的，还是知道开了一大来报告的，是一大召开之前来的，还是一大召开之后来的，甚至是交给上海这批人的，还是直接交给共产国际，或者交给另外共产国际驻中国什么地方的代表的，这些都不清楚。报告递交的时间和目的也不清楚，我们有他们建立的时间，但是这个报告是什么时候递交的？为什么把它放在了共产国际的档案里边？而且放在中国驻共产国际共产代表团档案的哪一卷呢？就是中共一大这一卷，这个卷宗里面去，看来应该是和中共一大，至少在收存档案的这个人看来这个组织很可能是在与会的中共代表团，他们是怎么把它看成一大的一个事，目的是什么，不大清楚。我们在这里先存疑，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特别是我们四川的同志，重庆的同志，如果有兴趣，要好好研究一下。四川的共产主义组织建立得很早，而且和中共一大是有关系的，但是被历史遗忘了，应该把它发掘出来。那么，这四个人是哪四个人？我猜这里面有这么几个线索一定得抓住，首先，一定是和陈独秀或者李大钊有直接联系的人，第二，很可能是跟北京大学有关系的人，在北京大学上过学或者当过教师，因为那个时候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上都是北大帮，确实北京大学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有独特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