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大勇：中共建党的若干问题与第一次国共合作（4）

大家注意下面这句话，非常重要，也是今天争论不休的一个关键问题，说“参加大会的有12名代表，来自7个地方”。所以按刚才说的组织逐渐扩大其活动范围，现在已有6个小组，这6个小组应该不包括上海。按照原文的说法，12个代表来自7个地方，说得非常清楚，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其他5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那么，说13个代表那就是有问题了，所以关于中共一大代表到底12人还是13人这一点上，我坚信是12人，那么就有个问题，在大家所说的13人里面究竟谁是谁不是？我们看一看，上海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这两位代表是没有留下回忆录的，但是所有有回忆的代表都谈到了他们参加大会的情况，他们哪天的会参加了，或者在会上说了什么，这是确定的。北京的代表是张国焘、刘仁静，这个更不容怀疑了，因为张国焘他不仅参加了大会，还是大会的主持人，实际上是主席，在陈独秀、李大钊没去参加的情况下，张国焘是主席，可见他的地位还是不低，而且他对于一大还有很具体的回忆，会上讨论了什么，争论了什么，谁表现怎么样，都还有点评。刘仁静这个人活的时间很长，一直到八十年代我还访问过他，也还记得一大的很多事，也写了回忆录，也有口述，所以没有问题，他也参加了。汉口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这两个人毫无问题，都留下了回忆录，而且陈潭秋在一大代表中是最早回忆一大的，留下了文字记录交给共产国际，十几年之后他就给共产国际写了关于中共一大情况的报告。董必武大家都知道，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主席，一直对一大保持着很清晰的记忆，而且汉口只能有两个代表，大家要注意，这个代表不代表省，都是具体的城市，可见当时的交通信息以及人们政治活动的范围不会很大，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代表也是按城市来算。济南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这两位都没有留下回忆录，因为牺牲得比较早，国共内战以后可能就牺牲了，虽然他们自己没有回忆录，但是别人都回忆到了他们，所有有回忆录的人都提到了他们，但是由于他们两位都很年轻，确实也不太记得他们在会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关于他们的活动和发言的情况没有回忆材料。日本的代表周佛海这个不用说，没有人否认他。广州的代表陈公博、包惠僧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是有回忆录的，而且回忆得很详细，一大怎么开的，什么情况，我怎么说的，他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而且他们还是很核心的人物，特别是包惠僧，包惠僧和陈公博他们都是从广州直接把陈独秀的意见带来的，陈独秀写了一个书面的意见给一大，由陈公博带过来，包惠僧也是直接传达陈独秀的意见，所以这都是很权威的。但是正因如此，包惠僧的身份恰恰被质疑，说他可能不是正式代表，是什么特派代表，或者陈独秀指派的代表，认为他很特殊，这个看法是很有问题的。包惠僧本人坚决否认，因为凡是认为他是指派代表、特派代表或者记者什么的，那都是没有参加一大的人，而且他本人把当时广州党组织开会怎么选代表的情况都说得很清楚，比陈公博说得还清楚，大家开会选陈独秀去，陈独秀说我实在太忙去不了，看这个情况你们大家都是各自有事，比较走得开的陈公博、包惠僧你们去吧。陈独秀点了两个人，就是陈公博和包惠僧，让他们去。所以我们今天要研究，如果因为这样就说包惠僧是陈独秀的特派代表，或者是陈独秀指派的代表，不是小组选的，那么，陈公博也是陈独秀点的，怎么就成了正式代表呢？而且广州党组织到底有没有选举这个程序？难说。现在没有回忆到有选举，所以说很可能这两个人都是陈独秀在开党组织会议的时候点的名，所以认为包惠僧不是正式代表的这一说法根本不能成立的，没有任何证明。长沙的两位代表毛泽东、何叔衡，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全国的党史工作者研究到现在也没有找到证明长沙在一大之前成立过共产主义组织，或者共产党支部，或者共产主义小组。所以长沙在中共一大之前有没有建党，有没有建立党的一个分支机构，或者党的组织，很可能是没有，至少没有确凿的证据。那么，长沙建立的是什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是很外围的组织，而且根本不能算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只是一个进步的，以青年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团体，可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样的组织，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根据有的人回忆，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太多的文字材料，有的人回忆是当时建立了青年团，青年团在各地都有，这种情况很普遍，因为组建党之前或者在组建党的过程中，先建立了或者同时建立了团组织，尤其这些人都是20岁左右，所以这些建党的人，先或者同时参加了当地的团组织或者全国性的团组织，这是很有可能的。可是问题就出在你如果是青年团的这个身份，你以新民学会或者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身份来出席中共一大，可能就有点问题，但是你以青年团代表的身份来出席一大，也有问题。毛泽东没有问题，因为他是北大帮的，他认识陈独秀，也认识李大钊，也可能受了北大这方面的派遣，要他到长沙负责建立共产党组织，那建党是一步一步的，他就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新民学会有很多人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不需要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只能先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然后找这么一批更进步的，更激进的，更倾向共产党的人建立青年团组织，然后下一步再建立共产党，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他是去湖南建党的人，所以他来开一大毫无问题，你们派我去建党的，我就给你们带来长沙的情况，这是第一次代表大会，也不一定说都已经成立了才来，都有了地方组织才来。可是何叔衡就有点问题，那时候40多岁了，40多岁在二十年代的中国算是年纪比较大的，而且说40岁还是青年团代表，问题就可能出在这里。

何叔衡实际上有一封信，1929年在莫斯科写的，当时中山大学要他写一个自传性的东西，就涉及到了中共一大。我们现在不知道他给董必武的原信是怎么写的，只看到了董必武给他的回信，回信是在1929年，内容是回答中共一大是怎么开的，怎么个情况，大概什么时候开的，到底哪些人参加了，有几个什么地方来的人，会上大致讨论了哪些情况，是很简短的一封信，在那个情况下董必武所能记起的东西并不多，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这个回信的内容是针对来信的内容的话，那么来信应该是问一大是什么情况，这样一来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一大可能不太清楚不太了解，所以要问问你，那么董必武就尽其所知给他讲了；另一种情况就可能在核对情况，我只记得这么点，你还记得多少，这种可能性也有。但是前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从董必武的回信来看，根本没有提到何叔衡对一大的情况有什么回忆，哪些回忆对了，哪些回忆错了，哪些和我的有出入，完全就像跟不知道一大情况的人在讲一大是怎么回事。这封信在各种资料集里都有，很容易找到。而且信里说张国焘同志也在莫斯科，你也可以问问他去，他可能知道的比我更多吧，因为张国焘是一大的主持人。如果说何叔衡参加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那么这封信就有点奇怪了，那么我们也可以沿着这个去讨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有被回忆，有没有回忆是一回事，有没有被参加一大的其他人回忆起来又是一回事，没有被回忆的就三个人，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一般很多回忆录里提到参加一大的代表有何叔衡，可是谁也说不出何叔衡在一大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但是对王尽美、邓恩铭也没有，都说山东来了两个人，可能是王尽美、邓恩铭，或者说就是王尽美、邓恩铭，或者说我记不清楚这个名字，反正是来两个年轻人，总而言之也没有谈到他们有什么活动有什么话。但是何叔衡也没有。那么我们大概能够认定的是，何叔衡到了上海来参加一大，被指派或者被选派，或者被毛泽东带着，湖南到底怎么选出来这两个代表的我们不清楚，因为肯定没有党组织，那他来了，来了以后他有没有参加一大，参加了多少，很难说，为什么？因为一大的主持人张国焘的回忆录很有意思，他就直接说何叔衡来了以后，他们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年纪这么大又不懂多少马克思主义，好象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怎么是共产党。他没提湖南有没有共产党，他说这个代表的资格好像有问题，所以他们审查了一下代表资格，觉得他不行，就取消了他的代表资格，然后让毛泽东通知他不要参加一大了。张国焘说得有鼻子有眼，说毛泽东以湖南有某项紧急工作需要处理为由，打发何叔衡离开了，可是是不是离开了，是不是真的就没参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而言之，研究到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大上是12个代表，而且这个代表资格没有什么正式非正式的界定，说找个记者来旁听一下，更是不可能的，这种这么秘密的会议，而且是在有丰富地下工作斗争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直接参与下来建党的这么个大会，随便弄个记者来参加是不可能的，所以包惠僧的这种身份猜想就不存在了，而且不分什么指派不指派，因为那个时候代表资格并没有什么特别严格的界定，而且这些人都跟北大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他们互相是认同的。所以只能说12个人是由党的原始文献清清楚楚写明白的，而且是两个地方各一名，5个地方各两名，这也已经很清楚了，就是12名。没有13人，那么就是现在有的13人里面谁是谁不是，包惠僧肯定是，这个我可以肯定，当然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谜题，大家可以再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