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就是力量（4）

铭刻在肉体和心灵上的信仰——从一块刺青说起

刘江波

共和国开国将领唐凯身上有块印记，是刺青。刺青不鲜见，然而，唐凯身上的刺青似乎有一种非凡的魔力，以致老人家过世多年，仍引来史学家的反复考证，文学家的一路追捧。这是为什么呢？为寻求答案，我曾找上门去与老人的儿女们一起探寻。

唐凯出生的1916年具有划时代意义。这一年，袁世凯死了，黎元洪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第二年，即1917年，北方的俄国传来了十月革命的炮响，从孙中山的变革中生长出一股新鲜的力量，借五四运动呼啸着奔涌而出，开启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篇章。唐凯五岁那年，中国共产党诞生，青年毛泽东一步步走上历史舞台，开始影响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向。

1927年，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屠杀中丢掉幻想，走上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的道路。8月，江西南昌起义。9月，湖南秋收起义。11月，湖北黄麻秋收起义。然而，仅仅21天，这个有着20万百姓助威，4万农民义勇队、240支枪的农民自卫军参加的黄麻农民新政权就被摧毁。野蛮的杀戮过后，仅存的72条好汉辗转来到湖北黄陂木兰山一带打游击。革命就这样来到赤贫少年唐凯的身边。

1929年的一天，20岁的共产党人余尧之来到唐凯家中。无数次促膝谈话、考察培养之后，他认定唐凯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就和一个名叫五哥的共青团员一道，介绍唐凯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助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这是唐凯的第一次政治洗礼。当激动不已的他在穷乡僻壤的一间破草屋里，面对墙壁上的那块红布握紧拳头的时候，他被余尧之称之为代表共产党的镰刀斧头图案深深地震撼，执意要把镰刀斧头刺刻在手臂上。他毅然伸出右臂，五哥紧紧攥住他手臂的两端，余尧之从炭火盆里取出一枚钢针，向他的手腕上方刺下去。

这是不是乡间顽童的一时冲动，是不是雅皮士的玩世不恭，抑或是江湖好汉的豪壮与义气？是什么力量让这个13岁的少年在血肉之躯上刺刻镰刀斧头的图案？

让我们将这块刺青放到历史的显微镜下，来看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真实的样子吧。那是山河破碎、国弊民穷的中国，到处是民怨沸腾，到处有剧烈的冲突。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几万万农民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毛泽东语）”对唐凯而言，刺青是一杆秤，用它称量中国，它一头盛着农民的苦难，另一头盛着农民的仇恨，压迫有多深重，反抗就有多强烈。用它称量唐凯从宿命中醒悟的内心，它一头盛着孜孜以求的梦想，另一头盛着叛逆旧制度的呐喊。这仇恨刻骨铭心，这反抗积蓄了太久，这梦想以致长夜难眠，这呐喊令人心雄胆壮、热血沸腾。

再将刺青放在历史的风向仪下，我看到，在中国大转折的门口，刺青不经意间推动了60多年前东北平原的战事变化。那是1945年8月9日，150万苏联红军在一夜之间突破了中苏、中蒙、中朝边境3500多公里防线，长驱直入中国东北，向70万日本关东军和30万伪满洲国军发起全面进攻。14日，裕仁天皇颁投降诏书。胜利突然而至，共产党与国民党，谁捷足先登东北，谁就取得了打天下的主动权。

毛泽东准备与国民党一争高下。蒋介石则日发三令，命国民党各战区部队加紧作战努力，“八路军就地待命。”愤怒的毛泽东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共军”的两条腿跑在了“国军”前面。其中，由中共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的一支队伍，且战且行，顽强挺进，于9月5日最早乘火车到达沈阳。

先期占领沈阳的苏军对这些几乎是从天而降的中国军人一无所知，他们用火炮、冲锋枪、机枪一齐对准车厢，盛气凌人地发出命令：“你们，不许下火车！”曾克林多次派人与苏军接洽均遭拒绝。八路军拉撒在车上，吃饭成问题，加上烈日暴晒、没有水喝，2000多名官兵成了名副其实的“人在囧途”。

曾克林、唐凯再次来到苏军卫戍司令部，唐凯一把撸起袖子露出镰刀斧头标记，指着自己的胸口用生硬的俄语说：“格米萨（政治委员）！格米尼斯特（共产党）！”然而，尽管唐凯提出了严正的抗议，曾克林把桌子拍得山响，苏联军人依旧毫不通融——他们谁也听不懂对方在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