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可能性较大
文汇报: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整体非常宽松的状况下,人民币是否应该继续升值?我们该如何设计最优的汇率政策?
连平:在全球宽松货币的背景下,人民币有升值压力。我们首先明确一点,要避免人民币大幅升值。汇率再升值,出口更困难,会带来就业问题。出口产业涉及1.5亿到2亿人口的就业。第二,未来我们不要主动贬值。尤其是目前,“货币战”可能进一步发展,我们主动贬值会加入“货币战”,从而陷自己于不利。国际上本来就对我们的汇率不满意,尤其是美国和欧盟,如果我们主动贬值,会招致新的多倍力度的反弹。第三,要保持实际有效汇率的基本稳定。不要对所有货币执行一个策略,要有所区别。对美元基本保持稳定,对日元可以同步变动。从中长期看,可以保持汇率有比较大的弹性,双向波动,全年有小幅升值。这样一个基本态势对中国经济长远来说有利。比如说,人民币小幅升值对产业结构调整是有利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受到很大影响,沿海地区很多产业“被迫”开始升级,有的转移到内地去了,从长期看这不是坏事。人民币小幅升值还有利于中国廉价获取全球资源。中国现在原油58%进口,铁矿石一半以上靠进口。人民币升值,进口商品价格就会降下来,进口商品便宜了,对国内控制通胀有好处。而小幅升值,双向波动,则有利于控制资本流入,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因为人民币小幅升值,投资者对人民币才有信心,愿意持有,人民币国际化才可能推进。
文汇报:世界金融危机还远未结束,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新兴经济体在其中能起什么作用?
连平:新兴经济体要不断扩大在全球事务中的发言权。首先要明白,能否发挥作用完全靠自己。类似“金砖国家论坛”的平台要很好发挥作用。二是要努力促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发展中国家要在20国集团、联合国、IMF等组织中努力发挥作用,推动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实施比较合理的宏观政策。现在全球对发达国家的货币宽松批评不够,是在听任他们肆意作为。新兴经济体要非常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应该批评这种做法。三是推动IMF等机构的改革,至少应进一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扩大发言权。四是新兴经济体自身要努力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也就是说,不能继续让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完全主导国际货币体系,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也要能够成为国际货币。从经济规模、开放程度和金融实力看,新兴经济体中有条件成为国际货币的主要是人民币。人民币经过一段时间成为国际货币的可能性比较大,应该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文汇报:如果全球货币政策扩张趋势不变,在所有资产类型中黄金是价格上升潜力最大的品种。有分析师认为,量化宽松有多远,黄金价格就能涨多远。然而,伦敦黄金最高价已从去年的每盎司1791.75美元跌到目前的每盎司1590美元。您如何看黄金的投资价值?
连平:纸币本位加上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必然泛滥。其结果是,全球总需求迅速膨胀,未来一定会引发大规模通胀。美欧日滥发货币,购买债券,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但现在这些国家还是通缩的。然而货币却流到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去,造成那些国家的通胀。这正如美国尼克松时代的财长康纳利(John Connally)讲的:“美元是我们的,问题是你们的。”
我们应该清晰看到过度量化宽松未来的恶果,即全球高通胀未来一定会发生。届时人们一定会寻求保值增值的工具。黄金虽然不像过去是可流通的货币,但黄金毕竟充当过流通货币,也曾经是货币发行的最重要基础,现在还是货币发行的基础之一,只不过没有挂钩而已。各国央行强大不强大,黄金储备多还是少也是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因此,黄金依然具有一定的货币发行基础的功能,同时还有使用价值和储藏价值。在纸币本位和货币极度宽松的情况下,黄金长期趋势肯定看涨。黄金的未来需求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信用大幅膨胀下各国央行资产多元化的需要。第二,高通胀下市场对保值工具的追求。第三,新兴经济体的需求增加,尤其像人口众多和高速成长的经济体中国和印度,两国人口加起来约25亿,老百姓传统上偏爱黄金,收入水平提高会增加其对黄金的需求。因此,黄金作为收藏品和投资品中长期看好。当然,投资黄金短期能否取得高回报,要看市场阶段性的供求关系。
文汇报:有关中国货币超发的问题是各方热议的焦点。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中国M2(广义货币)余额达到人民币97.42万亿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M2与GDP之比更是高达188%。中国的货币是否超发了?
连平:中国的M2与GDP的比例较高是不争的事实。M2反映的是存款,所以这首先与我国长期以来的储蓄率较高和银行主导的融资体制有关,这是具有中国特点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其次,这一比例较高还与2005年汇改以来资本流入速度加快有关。因为资本流入规模较大导致外汇占款持续大幅度增加,而后者则首先表现为银行存款。如果剔除20多亿元外汇占款因素,则这一比例就不算高了。此外,在反危机阶段信贷投放过快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持续推进改革和实施针对性的政策调整,这将是一个长期渐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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