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贫富差距根本上是能力的差距（2）

贫富差距是财产的差距，更是能力的差距

贫富差距不只是体现在分配流量上，它有三个层次：一是收入，再一个是财产，还有一个是消费。收入与财产的区别不言自明，在这里不讨论。现有的城乡差距，从收入的角度衡量，大概是3.3：1，但从消费的角度衡量，据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大约是6：1，消费上表现的差距比收入上表现的差距要大得多。消费的差距决定了能力的差距，这不论是就体能素质而言，还是从文化素质、技能素质来说，皆如此。个体能力与先天及后天努力程度有关，但一个群体的能力则与制度有关。农村居民的能力整体上弱于城市居民能力，是由消费的差距决定的。不少农村的孩子连基本营养都无法保证，在起跑线上就输了，谈何参与市场竞争？谈何缩小贫富差距?对农村小孩实行营养餐，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也就是希望从消费差距入手来缩小社会群体性的能力鸿沟。

为什么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显得小，而消费差距反而大呢？这似乎与我们的常识相违背：消费是由收入决定的，应当是收入差距决定消费差距，从而决定能力差距。其实，这只是看到了私人消费的缘故。

私人消费确实是由私人收入决定的。在现代公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居民消费=私人消费+公共消费。居民消费并不只是取决于居民收入，还有公共消费。现代社会的公共消费越来越多，从趋势上看，它的比重在不断提高，而且从两者相互关系上来讲，公共消费往往是私人消费的基础和前提，这是我们长期来没有意识到的。教育、卫生、社保等方面的公共消费，对人的能力发展，对提升整个社会的平等性，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私人消费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例如农民要转化为市民，有个前提条件，公共消费要到位。农民进城，要有房子住，与房子相关联就是土地、自来水、污水净化和排放、垃圾的收集和处理等等，还有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社会保障、就业指导和培训。这些公共消费不到位，农民就是有钱也不敢放弃土地进城当市民。公共消费，尤其是在公共化程度很高的城市社会，是私人消费须臾不可离开的。私人消费的安全性、平等性，更是以公共消费为依存。

我们对消费的狭隘理解，误以为只要缩小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就会自然缩小，一切万事大吉。这是一种原子化的思维。在公共化程度日益提高的社会，公共消费，对老百姓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所以，讲贫富差距，只讲收入差距是片面的，要综合起来考虑，既要看收入，也要看财产，还要看消费。消费这个层面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的能力直接依赖于消费。

从某种意义上讲，贫富差距本质上是消费的差距；贫穷，也就是指消费的贫穷。基于消费的贫富差距，也就是基于能力的贫富差距，与公共消费的平等性程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对收入意义上的贫富差距与财产意义上的贫富差距具有初始条件的决定作用。也可以说，是消费的差距转化为能力的差距，从一开始就命中注定地决定了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能力，更多地与公共消费有关。

从代际的视角来观察，也许看得更清楚。享有公共消费的城市居民，其子女长大成人之后获得高收入的几率比农村居民的子女要大得多，下一代的收入差距显然是从营养、教育、医疗等看似与他们未来的收入无关的消费开始的：如果社会成员的消费完全决定于个人收入，那么，消费差距就会以能力差距的方式在代际之间传递，不断累积而扩大，进而表现在社会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形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分配循环。要打破这种循环，关键靠公共消费。

如果公共消费的平等性程度不提高，厚此薄彼，那么，公共消费就会起反作用，使贫富差距扩大的循环不断扩大。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极力扩大公共消费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平等化，尤其对于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及其子女，给予同等的市民待遇，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初始条件。社会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缩小了，社会贫富差距缩小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