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人类发展的下一步”（3）

中国的成长必然经历普通国家难以想象的困扰

中国成长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腾飞始于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即在逐步推进国内改革目标的同时，不断地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这一过程与国际体系的利益是相辅相成的，更改这一发展轨迹甚至挑战国际体系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当然，一个成长的中国，国家利益会进一步扩大到全球，中国与其他各方的得失并非完全一致，国际上对中国存在一些误解，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发展到今天，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还会继续加快，但这不是单向的，不只是中国适应外部世界的问题，而是外部世界也需要考虑中国的利益与核心关切。也就是说，外部世界也需要调整心态，适应中国。只有形成良性互动，才可能取得双赢或多赢。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远没有达到世界第一。但即使如此，《当中国统治世界》之类的书籍早已摆上畅销书的柜台。这类书籍更多地从经济角度入手，对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霸权的前景作了全面解读。《当世界统治中国》的作者马丁·雅克就不相信中国崛起不会对世界构成巨大挑战，而是会以最深刻的方式改变世界。他认为，首先，中国将像任何崛起大国一样，不可避免地运用经济杠杆谋求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其次，中国文化、历史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其国、其政、其道自成体系，一脉相承，不可能变成全盘西化的国家。再次，当中国成为“霸权”国家后，不可避免地会以自己的价值观影响世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绝非一个知足常乐的小兄弟。中国未来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将不亚于美国。日本崛起和珍珠港事件曾使西方面临巨大冲击，但与中国崛起带来的震撼相比仍要小得多。中国作为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正使西方的“中心地位”面临丧失的危险。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将在未来数十年内面临最深刻的调整。

从国际政治发展观察，抛开强调权力与利益的古典现实主义大师如汉斯·摩根索等的理论及鹰派学者观点不谈，近年来，西方新版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著作中对大国崛起的前景可能更为忧心忡忡。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从理论逻辑上论证大国争霸的必然性，即以欧亚大陆可能出现的地区霸权对美国构成威胁这一美国式的模版命题出发，构建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在21世纪崛起，并且实力与美国旗鼓相当，都会对美国构成挑战。尽管作者认定此书不针对中国，但中国崛起之现状，自然成为挑战美国的最主要角色。因此，他不讳言美国必须要警惕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

从历史轨迹中考察，无论过去的西方史学家，还是今天的学者精英，都不会否定中国曾有的辉煌。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网站2010年2月曾刊文认为：“过去20个世纪中，有18个世纪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而对中国历史鼎盛期的考察，对一种代表当时地区秩序的“朝贡体系”复活的担忧，也被西方进一步夸大。

凡此种种，虽不代表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全面性看法，但却占据着相当市场，并在不同时期影响着一些国家的对华政策。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对华奉行“接触与遏制”战略，个别阶段侧重点也不一样。上个世纪90年代，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时，确立了“接触”为主轴的政策，但也有质疑，即美国缺乏反制手段。“接触+遏制”遂成为克林顿对华战略的全部内涵。小布什时期，中美关系相对顺畅，甚至可谓是小布什留下的一份良性外交遗产。但美国仍不乏人指责中国利用美国反恐时机，扩大了在亚太特别是在东亚、东南亚的影响。奥巴马是打着“改变”的旗号上台的，中美关系作为一份良性外交遗产并无改变的必要，但是，从2009年美国重返东南亚起，奥巴马政府制定并加快了重返亚太的步伐。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特别是伴随过多、过重的军事色彩，如军事演习接二连三，军事基地不断拓展，同盟与双边军事关系加强，无所顾忌地卷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争、岛争，让中国战略家心怀警惕。重返亚太的称谓虽有过调整，如“战略再平衡”等，但无论如何，作为应对亚太地区格局变迁的战略考虑，遏制中国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借介入南海、钓鱼岛之争，图谋以此为支点，加紧构筑对华C型包围圈，更可谓是美国奉行对华战略遏制的风向标。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大国之间的战争已变得不可想象。美国对华外交仍将是交往与遏制并重。中美双方已形成经济上的高度依赖关系，甚至可以“确保相互摧毁”，双方也有意发展全面合作关系，并正在尝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是，对“双方合作越是平等，就越有可能为获取支配地位而展开争夺”（金德尔伯格）的历史认知，美国作为霸权国家打压“老二”的心态绝不会放弃。对前苏联是这样，对其盟国日本也是这样。

中美关系仍是最重要的，中美两国有充分的理由合作并稳定发展双边关系。但是，忽视甚至否定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决不是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应有的理智行为。只是在今天的时代，这种遏制已不同以往。首先，它不是冷战时期美苏组成两个完全不同阵营之间的对抗，而是在同一个国际体系内的战略打压，也可称是“内部矛盾”的迸发。其次，它不再以两个力量之间的军事较量为先导，即主要为发展能“确保相互摧毁”战略力量展开军备竞赛，而是利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钳制相对较弱的一方，同时发展包括软、硬实力在内的政治、经济、外交规则制约中国。三是不再以第三方为势力范围或发展与第三方的关系针对另一方，双方在第三方（包括国家和多边）问题上可能存在分歧，可以以此向另一方施压，但中美在第三方问题上也可能存在共同利益。最后，这种战略较量可以抵消相互的影响，但也存在扩大彼此利益的可能，毕竟当今的世界面临很多非传统安全挑战，需要联手共同应对。

和平发展是中国成长的必然选择

经过数十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到了“处于近代以来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重要时刻”。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光荣而艰巨，推进民族复兴，道路选择关系事业成败。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1月6日重申，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性选择。在对外战略方面，面对日益复杂的世界形势及各种外部因素的困扰，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对世界的郑重承诺。和平发展也是和谐发展，它不只是对外，而应是国内外统筹考虑的应有之义。没有国内的和谐，也难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没有外在的和谐，也难关门独享和平。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可以说，和平发展是历史与时代的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观的升华与实践。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一个不断追求创新与发展的新兴大国，是一个善意对待世界、期待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的大国。一个发展壮大的中国，会以一种平等、公正的角色更多地参与重大国际与地区事务，并发挥独特的、善意的、具有建设性的作用，承担起相应的国际义务与责任。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与世界将形成更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中国的命运与世界更为紧密相关，中国会更好地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平发展将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和谐发展道路，并努力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