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再需要“美国梦”（2）

张维为：福山先生讲历史的终结，要我说，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不同的民族对各种制度的探索正方兴未艾，中国也在探索。我对西方模式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一些小的国家比如瑞士这样的还可以玩一玩，大的经济体是很难的，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越来越难以为继。希腊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现在近乎破产。我20多年前去过希腊，当时希腊政府就是财政赤字。

英国是现代议会民主的发源地，现在也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占GDP的90%。所以当中国政府考虑在英国投资时，英国人非常高兴。美国是在全球推销西方民主最起劲的“典范”，现在成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我粗算了一笔账，如果没有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话，美国实际上也破产了，把美国国债平摊一下，每个美国人平均借贷5万多美元，这还不算私人债务。中国人如果可以这样借债，那我们也是发达国家了。

所以我说，在西方制度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要说服我，总得拿出个像样的例子来，证明这个制度在非西方国家做得确实比中国好。事实是，不但在非西方国家没有成功，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国家，比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它也很不成功。所以我觉得，中国在政治改革中有一个基本思路，我叫做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这个模式超越了西方光靠选举的模式。

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优劣，我只用两个概念：良政和劣政。如果一个制度不能导致良政，就是坏制度。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新加坡是典型的例子，国家治理得不错。中国大陆虽然有不少问题，但总体治理水准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这种例子太多了，从新近“民主化”的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到所有“颜色革命”的国家，如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等。现在美国开始在缅甸推动民主，结果还会是一团糟。

所以我认为，用中国话语来说，民主可以分为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两者都能做到最好。如果两者只能选其一，我宁愿要实质民主，在实质民主逐步实现的过程中来发展程序民主。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非常重要的民主决策的机制，比如我们五年规划的制定过程，成千上万次上上下下各种各样的磋商，所有的人都关心，股民关心，投资者关心，企业也关心。但是西方没有这种机制，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是西方要向我们学习的问题。

玛雅：你的《中国震撼》一书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也受到一些批评。有评论认为，中国还需要另一种震撼，就是对存在问题的震撼，这种震撼似乎比前一种震撼更需要。对于中国存在的问题你怎么看?

张维为：我从不否认中国存在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需要认真加以解决。我在书中谈了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比如收入差距、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城乡不协调等等，这里不再具体讨论了。我想指出一点，我们在谈论“文明型国家”内部的问题时,要有一种“板块概念”，这样才能对问题准确定位。有些人试图用以偏概全的方法来否定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问题无限夸大进而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这是不明智的。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如果你认为美国是个正常国家的话，那么中国的问题即使比美国多4倍恐怕也是正常的。事实上，美国的问题并不比中国少，美国监狱里的人数比中国还多。看中国的事情，一定要有一个宏观的把握，抓住一些问题来否定整体的巨大进步是不可取的。比如政府绩效，据我观察，意大利和希腊的腐败远比上海严重，上海的城市治理水平高于罗马，和纽约也是可比的，上海、江苏、浙江的治理水平明显超过希腊，尽管希腊和意大利都是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成员，纽约是发达国家的顶尖城市。所以说，中国这些成就很了不起，我们整个发达板块(主要指沿海发达地区)相当于30多个中等欧洲国家之和，人口和美国差不多，这么大范围内所取得的任何成绩，都足以对国内其他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对整个世界产生震撼效应。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引起全世界关注。西方媒体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刊登了这个消息并发表评论。英国《泰晤士报》指出，中国跃居世界第二位，意味着全球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转移。《纽约时报》将这一超越称为中国国力增强的“里程碑”。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现在也大都认为，少则10年多则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相比之下，中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则显得低调，大都强调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所以这个世界第二大国的含金量不高。持这种观点的人，一部分是秉承谦虚谨慎、韬光养晦精神，他们更多地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担心 GDP被拔高了会导致国家承担过重的国际责任。而另一部分则属于看不到或者不愿意看到中国迅速发展的人，他们不仅认为中国GDP超过日本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且还认为1840年的时候中国GDP也是世界第一，还不是照样挨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