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喆：国有企业腐败的制度根源和应对之策（2）

二、企业腐败的形式和根源

第二个问题讲一下企业腐败的形式和根源。

1.企业腐败的主要形式

企业腐败这个概念主要是指国有企业领域内的腐败现象，它主要表现为以下形式：

第一，利用职务之便，蚕食企业财产，导致企业破产。

第二，利用改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大家都很熟悉，现在在市面上有一个流行语，“创办一个企业不如改制一个企业”，有些地方就是这样的，借改制企业把国有资产变卖，用很低廉的价格把厂房买下来，然后几个企业中的老总和一些高层管理者把这个企业买下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下来，然后招职工。

我原来在的单位，有一个人员，也是和我一样研究反腐败的，他给我一大堆材料，揭发本单位利用改制期间变卖公车。那个公车是几十万买来的，卖的时候两万，都卖给亲属。还有办公设备，20块钱一个，50块钱一个，流失得很厉害，等于说把整个事业单位都吞掉了。他叫我交给检察院，我说需要证据。他说怎么拿到证据？我说你们可以照点相，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并且叫单位的职工写一个集体的联名信，盖上章，实名举报也可以。这件事情不了了之，检察院没法处理。因为他们举报前夕，老总就把他的亲信放到检察院工作，所有的材料都落到他亲信的手上，这个事情给我印象很深，他们主要是利用改制企业来吞没国有资产的行为。

第三个表现方式是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损害国家利益。国有企业官员的腐败主要表现在收贿受贿上。举个例子，高航在担任河南省洛阳市电业局局长、河南省电力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期间，认识了江苏省某个建筑安装总公司的总经理孙某，这个建筑安装公司在高航的帮助下，前后承接了洛阳市电业局的四项建筑和装饰工程。高航在支付部分工程进度款和协调双方关系上，为这个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孙某为了感谢高航，并希望继续得到他的帮助，分三次送给高航4万美元和人民币300万。另外，高航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财产、产品销售和承接工程上给予帮助，接受了上海国电公司副总经理10万港币和5千美元，收受了河南装饰公司齐某一万元人民币。法庭认为，高航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多家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我们知道贿赂罪名的确定，标准就是五千元，超过五千元了就构成了受贿罪。鉴于他悔过深刻，并且退回了所有的赃款，法院给予了轻判。

接受贿赂成为腐败当中最常见的形式。2009年，我办公室的举报信是九箱，现在已经十八箱了，群众都是实名举报。我有一天接到一个贪官妻子的信，她说我丈夫是贪污了一千万元，但是他从来没有给对方谋过利，他只收钱，不谋利。我说你不给人办事，拿这么多钱做什么？更坏了。我认识一个高校的人，他说实际上认真查，我现在也犯罪，我只受贿不干活。我说你这个人太坏了，不懂法，又没德。我说你只要收取了别人五千元以上的钱，受贿罪已经构成，至于有没有给他干活，那是法庭量刑时候考虑的情节，但是你的罪名已经成立。你是自首呢，还是我揭发你？你太可恶了。他后来说算了，我还给他吧，不受贿了。

对腐败问题必须“零容忍”

刚刚解放的时候，贪污公款30元，贪污罪就成立了。到了改革开放之初放款到一千元受贿罪成立，现在达到五千元。我们没有退路了，一退再退。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在会上提案，以后一千（万）元不要判死刑，不明财产罪十年应该降低到一年，令我非常愤怒，我很愤怒地驳斥了这个说法。我就说我们绝不可以把十年徒刑改为一年，更不可以取消贪腐一千万元从轻发落，不判死刑，我坚决反对，这个提议在我这里首先不能通过。后来网上大量转发，当时我说“对腐败行为必须零容忍”，我说你们这些人大代表动动脑子想一下，如何防范，干吗要对已成的犯罪行为动脑子。而且我还驳斥了所谓“大赦、赦免”的说法，如果某一种行为在法庭上被认为是犯罪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执政党的领袖都不可以无视这个犯罪行为的存在，而加以赦免，我们必须对腐败坚持零容忍的态度。

《南方周末》采访我，登出来以后，民众非常欢迎，纷纷给我发短信，那天晚上我们家的电话打爆了，都说坚决支持你。我现在觉得有些人真是可笑，你还想退到哪里，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能够再被糟蹋了，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源和实力，能够放宽对于一千万元贪腐行为的处罚，这个是不能容忍的。乌干达总统都说，在腐败问题上，我们要保持零容忍的态度。所谓“零容忍”就是不仅不能够容忍“黑色腐败”，也不能容忍“灰色腐败”和“白色腐败”。“黑色腐败”是指从上层人士到下层百姓，都认为这种行为必须加以惩治的。“灰色腐败”是指上层人士认为应该惩治，而下层百姓不以为然，认为不需要惩治，比较典型的就是赌博行为，因为老百姓也有赌博。“白色腐败”是指从上层人士到下层百姓都认为某种行为不予惩治，比如说包二奶行为，因为老百姓也有包二奶的，有些觉得是生活作风问题，不要惩治了，教育教育就行了，却没有看到包二奶行为过了头就是重婚罪，已经涉及到刑法问题。

2.企业容易发生大案要案的体制根源

曾经有记者问我“为什么企业容易发生大案要案？”我的回答是“因为它是一个经济组织，它有产出，跟一般的事业单位不一样，它有产出”。

企业发生经济大案要案，有两个便利条件：第一，企业是经济单位，有产出、有盈利，有的企业是几百亿的资产；第二，企业的管理体制上具有专制性，更容易腐败。

有关企业家犯罪的话题，上个世纪90年代，1997年，原来云南的红塔集团总裁落马的时候就引起了全国广泛的关注。我当年插队在云南玉溪，红塔集团是整个玉溪的骄傲，他们给当地的城市建设带来许多的利益。当年我到他们那里参观红塔集团，上个世纪90年代职工纷纷下岗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下岗的工人，而且工人的收入非常高。我们有很多上海知青在那里工作，他们就说我们都以红塔集团为骄傲，我们以我们的董事长为傲，而且董事长也很受地区专员们的青睐，但是很快他就落马了。

这些年来，又有一些著名企业家因为经济问题受到处罚，比如健力宝原董事长李经纬涉嫌贪污犯罪，被罢免全国人大的职务；原来济南轻骑董事长涉案金额达到几亿元，被判无期徒刑。从涉案金额来看，落马的企业家一般都非常大。

企业家的犯罪和国有企业本身的体制有关：

首先，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职工与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企业统摄员工的各个方面，掌管职工生老病死一切事务，员工对企业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情况在国有企业表现得尤为突出，国有企业就是职工的依靠，所以职工对企业无限地信赖和忠诚，一切由企业管理层说了算。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你决策错误造成企业职工利益或者国家利益受损，企业职工不敢抗争，所以有腐败的行为往往发现不了。特别是在企业的上层，对企业的忠诚，可以从他们的职务上看出来，因为他们的命运跟企业联系在一起。

其次，企业经济大案发生需要两个有利条件：一个是企业家掌握国有资产的金额很大。第二是管理体制上的专制性。目前我们国家国有企业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集权制，国有企业在管理上是一种金字塔形的科层制度。如果处在塔尖上的企业家的权力过大，私欲膨胀，而不受到制约，很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当作个人的私有财产，或者借改制之机，低估和侵吞国有资产。有的国有企业的班子集体侵吞国有资产，相互之间缺乏制约。国有企业内部制度不太健全，职工没有发言权，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提出来，大都与国有企业金字塔形的体制相关。

国企比如共青团、工会、妇联组织设立的原初目的是为了加强内在的凝聚力，但是它慢慢就弱化为一种娱乐性的组织或者福利性的组织。当企业内高层集团与职工发生矛盾的时候，或者外资和企业内部职工发生矛盾的时候，它们往往不是站在本单位职工的立场上说话，而是站在企业管理者立场上，以维护个别企业管理者的利益为己任。

第三，不少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不是由员工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上级委任的，在长期经营活动中，这些企业领导班子逐渐将利益集团化，这类情况也出现在事业单位。加之举报渠道的不通畅，国有企业员工即便发现了问题，反腐的愿望也没法实现，反腐力度很弱，受到很多环节的牵制。特别是合同制的话，很快就被解聘了。老板有的是对付你的办法，职工和企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如果有谁敢跳出来揭发企业内部的黑幕，基本上他就该走人了。

此外，一些特大型的国有企业，因为对当地政府财政收入贡献非常大，便因其财大气粗改变着所在地城市的面貌。你们可以到云南玉溪看一看，和我们当年插队的时候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玉溪漂亮极了，前两年去的，太漂亮了，我对当地的政法委书记说，我当时在这里如果这么漂亮，我肯定不会走了。他说你晚了一步。这个贡献主要是红塔集团提供的，所以红塔集团一直受到当地官员的追捧。这个时候企业的利益就与地方官员的利益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企业家因此就获得了一项保护伞。同时如果企业经营状况比较好，员工的收入也高的话，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颇丰，普通员工不可能对上层领导提出相反意见。

企业家的行为缺乏制约，形成家天下的状况，企业老总高高在上，一言九鼎，党委会发挥不了作用，监督不到位，而企业一旦发生腐败，发生受贿、贪污、渎职、利用改制侵吞国有财产，往往难以暴露，查处起来非常的不容易。就企业腐败的个案来看，彼此之间没有很大的区别，只不过跟其他领域的贪腐案相比，它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那些企业家本身素质不高，后来补了文凭、买了学历，但并没有提高他们的基本素质和法律意识，许多曾经辉煌过的企业家落马有一定的必然性。单靠企业家自己控制自己是非常不容易的，预防国有企业企业家的腐败，必须打破企业大一统的集权制，使企业家的权力受到限制。健全企业内部的民主制度是避免企业家个人权力过大，一个人说了算，破除企业家长制状态最有效的途径，这需要在企业内部建立很多制约环节，而形成的一种制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