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考核应纳入更多“绿色”因子

新加坡国立大学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邓永恒教授昨日介绍了他们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我们搜集了中国283个中小城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10年的政绩和升迁结果，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绿色官员升迁难。”根据这项统计，如果市委书记和市长任期内的GDP增速比上一任提高0.3%的话，升职概率将高于8%，如果任期内长期把钱花在民生和环保，那么他升官的几率是负值。邓永恒建议，中国应该改变干部考核体制。（《新京报》3月31日）

“GDP增速提高0.3%，升职概率将提高8%”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实了社会对于干部考核机制的科学性有待提升的评价。一方面是官员“升职概率提升”与“GDP增速提高”之间存在令人称奇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注重环保等方面的“绿色官员”升迁难的事实，二者无疑都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前干部考核机制确实存在一些亟待改进之处。

将GDP纳入干部政绩考核机制并无不当，毕竟GDP被公认为是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而官员的主要职责，宏观层面要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微观层面则要增进人民福祉，而增进人民福祉的投入，同样离不开以GDP体系下的财政收入。这大概就是当前干部考核机制的主要成因。然而，在考核机制这个“指挥棒”的引导下，一些官员逐渐将目光全部聚焦在GDP上，甚至为了提高GDP不惜做出牺牲环境、公平等社会底线的行为，这无疑是把发展GDP的经念歪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这是值得扬眉吐气的事情。但我们也要看到硬币的另一面，为了促进GDP总量提升，我们在各方面的投入同样可谓巨大，而且发生了诸如环境污染、资源高耗以及公平受损等现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GDP的构成不均衡和质量下降，这种难以持继的发展模式显然需要尽早转型。须知GDP并非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发展GDP更要兼顾效率和公平，速度与质量，着眼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发展GDP、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的要素。联系经济社会发展和任职官员的，无疑是干部考核机制。虽然干部考核机制并非官员施政的唯一圭臬，但很多官员在实际的为政活动中无疑都会自觉不自觉的以“考核机制”为准则，以便为自己的政绩加分。这个可以理解。问题是，当大多数官员都将干部考核机制作为施政守则，考核机制上面有的则努力做好，没有的则敷衍应对或者干脆扔掉不做，这种情形对于那些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实际而为政的官员来讲，就显得不公平了。在此情况下，考核机制的不健全，对于官员施政的内容覆盖和实际效益，有着巨大的影响。这或许就印证了“GDP增速提高0.3%，升职概率将提高8%”，同时“绿色官员升迁难”的尴尬局面。

“绿色官员升迁难”反衬改革政绩考核机制之必要。当前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社会公正等问题大概有了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生态建设也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段时间以来，雾霾压城、地下水污染、“黄浦江浮猪”等环保事件引发社会环境焦虑，人们群众对于天蓝、草绿、水清的期待更加殷切。公共部门和官员更要明晓，清新的空气、干净的饮水、安全的土壤等等，都是公共部门应该提供的公共品，都是官员所必须做好的政绩答卷。

若要“绿色GDP”既叫好又叫座，必须不断健全完善干部考核机制，将更多的“绿色”因子纳入考核机制，让环境保护成为那些只注重GDP的官员头上的紧箍咒，不能只看到GDP的金山银山而忘了青山绿水。更重要的是，鉴于各地的自然资源和区位优势不一，因而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也不能罔顾实际情况搞“一刀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同样要因地制宜，适合工业的搞工业，适合观光农业的搞观光农业，适合发展旅游业的就搞旅游业。与之相对应，考核机制也应该因地制宜，切不可将发展重工业的标准加诸发展旅游业的地区，就像不能让大象在针尖上跳舞一样。

干部政绩考核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干部政绩考核机制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要做到标准科学，而且参与考核的主体可以而且应该多元化，吸收群众代表参与干部政绩考核，不断扩大干部政绩考核中的群众有序参与，让群众有机会对干部政绩进行“权威认证”。最重要的是，有些工作的周期较长，在干部任期内难以看到实效，这就需要对干部的施政措施给予理性看待，给予官员“功成不必在我任”的施政空间。这对遏制当前一些官员存在的“急功近利”倾向具有积极作用。干部考核机制是个好事物，好事物同样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凌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