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家群体及其产生机制

邓小平曾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中国共产党不断保持和增强生机、活力和创造力，一代一代持续不断地建设与创新，实现“长江后浪推前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政治上，实现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做到了不断创新的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尤其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

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和大量的事实足以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尽管它是“次优”而非“最优”，但它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也适应于越来越开放的内外部环境，还能够回应内外部的各类挑战。

集体交接班机制的历史演变

新老交替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未能很好地加以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是经历了先失误、后成功，先挫折、后顺利，先非制度化、后制度化，先个人选择个人接班人、后集体选择集体接班人的演变过程，进而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中央集体领导机制。下面，我对上述变迁历程作一简要回溯。

首先从毛泽东开始，他非常具有创意性地开创集体领导的体制。其主要原因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领导人变更。实际上，毛泽东是基于苏联的情况开始考虑中国共产党的新老交替问题，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都还相对年轻，新老交替在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中尚未成为特别紧要的议题。当时毛泽东在考虑中央领导集体设置方案时创意性地提出了恢复设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建议由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起组成该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的核心。毛泽东之所以考虑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他认为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指刘少奇)是一开始的安排。在中共八大的时候，他“感到孤单”，认为需要“设几道‘防风林’”。斯大林的去世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毛泽东就首先想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因此他提出要“预备着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也比较有好处”。毛泽东特别强调，集体领导制度安排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责一点(工作)。毛泽东就此提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由六人组成，其中毛泽东还处于更长远的战略考虑，安排了“少壮派”即邓小平和陈云二人进入常委会。当时，陈云和邓小平分别是51岁和52岁，这样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形成两个年龄梯队。毛泽东正是出于确保党的领导长期稳定的考虑，特意安排这样一个梯队，而后在1958年又选择了比他们两位更加年轻的林彪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常委人数达到七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领导制度安排的解体也和毛泽东提出的分“一线”和“二线”的设想有关。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更多的是个人选择接班人，那么他就陷入到一个人选择接班人的悖论之中。在1958年到1976年期间，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个人的权力过分集中，就逐渐从集体领导走向了个人领导，以至于这一制度遭受了严重破坏、严重失灵，给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是这也给后来的领导人，特别是陈云和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也使得后面能快速恢复和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央集体领导制度暨八大制度，从而为新老交替“三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财富。

进入到改革开放阶段，中央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和陈云就开始探索新老交替的“三化”道路。实现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实际上就是克服毛泽东个人选择、个人考察、个人决定接班人所带来弊病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三个人是邓小平、陈云和当时连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反思了历史，他讲到领导人“个人指定接班人，与终身制一样，也是封建主义的做法”。他提出建立中央领导集体制度，对党的新一届领导人采取了集体选择、集体考察、集体交接班的逐步过渡的做法。实际上，在2012年11月15日胡锦涛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新老交替这个步骤就已经完成，但还有一个过渡阶段。这是一个渐进的、发展的政治改革过程，而难得的是三十多年前邓小平、陈云、叶剑英三个人就提出了集体交接班的看法。陈云同志提出：党的接班人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都有过痛苦的教训。不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叶剑英同志讲到我们党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接班人问题，但是实际中没有解决好。毛主席对集体接班交班问题考虑得少，而是侧重于个人的交班、接班。党的九大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林彪摔死了，又提出王洪文当接班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失败的，这个教训我们要牢牢记取。陈云同志也说，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比如搞十个人，垮掉一半，还有五个。这些看法很具有前瞻性。 斯大林和毛泽东个人选择接班人的历史教训，都使得邓小平、陈云和叶剑英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做出了重大的决策，即集体交接班。从信息对称性的角度来看，集体考察要优越于个人考察，集体选择也优越于个人选择，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把国家系在一两个人身上。

经过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更加明确地讲到：我在几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不健康的，是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所以说邓小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完成了新老交替，他在1990年7月讲到：前后花了十年时间，才逐步完成了中国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和集体交接班。邓小平在探索的过程中，本身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终于成功地重建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制度即中国特色的中央集体领导制度，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形成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长期效应，也保证了中国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挑战中“我自岿然不动”。

经过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的建立实际上是有其路径依赖的重要特征，形成了自身发展的政治逻辑，建立起了既有互补性又有关联性的中国政治制度框架。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代表了六大机构，这就包括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和中央纪委，其中总书记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是在1992年确立的一个基本制度。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常委数增加到九人，同样有着明确的分工和职务，每个人代表不同机构。其中总书记就是代表中共中央，同时担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其他领导人也都代表各自的方面。集体交接班的过程也是一个集体分工合作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