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成长，不止一个模式

中国经济引擎正迅速向中西部转移，在整体不景气的汽车业中，中国重汽成都工厂逆势增长

邓小平在1985年和1986年至少三次讲过一个重要的发展观。例如，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6年8月19日-21日他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又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我认为这个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

回想过去20年，那些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十字路口的言论不计其数。依照这些观点，中国经济已经闯过了无数的“十字路口”，而这次又重新来到了新的“十字街头”。如果认真分析那些关于中国高速增长阶段终结的观点，就会发现他们给出的大多数证据并不充分，不能令人信服。

除此之外，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包括外国人，发表对中国经济未来看法的时候，他们习惯于仅把眼光放到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当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出现减速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热衷于到广东、长三角等沿海地区去考察，然后就匆忙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经济下滑得很厉害，甚至依据这个局部的观察来怀疑国家统计局的增长率数据高估了实际的增长率。我认为，在增长或者发展阶段上如果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整体，是会产生误导和加总谬误的。

不可否认，按照同比和环比口径，现在的中国经济的增速确是在下滑，特别是2012年以来，出现了逐月的下滑。不仅是工业增加值，新增贷款，而且进出口也出现相似的趋势。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放到全球经济中，甚至考虑到当前金砖国家的所谓“失速”现象，也许我们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换句话说，同样是大家非常看好的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几个金砖经济体，特别是金砖五国，其实只有中国保持了将近8%的增长率。所以我们真正要问的问题应该是，欧美经济危机发生之后，为什么对以上那些国家的影响那么大，中国反而没有变得更糟，或者没有下降得更多。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问题，就需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沿海转移出来。大家知道，过去20年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开始，中国经济的确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阶段。在他讲话之前的头15年，中国经济大概保持着9%左右的增长速度，可是在90年代中期到现在，我们的平均GDP增长率是10.5%，显然是一个超速的增长。至于增长的源泉或者说实现这一增长的基本条件，经济学家比较认同的有这样几个，一个是90年代我们有非常成功的结构改革，把国有部门压缩到了比较小的规模和有限的部门；其次，我们有了劳动力从内地向沿海的快速流动，导致了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第三，我们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迅速地把我们的制造业融入到了全球的生产链过程当中；还有，我们成为了世贸（WTO）的成员；最后，我们也遇上了一个好的外部环境，就是2008年之前的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保持了非常好的增长势头。这些东西加起来帮助我们去解释过去20年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这么快的增长速度。

但是，以上这些分析还只是总括型的。一个重要而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是，从地理上看，我们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主要还是发生在东部的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快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拉动了整体经济的发展。不妨说，沿海地区成了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沿海出口经济亟待转型

在沿海地区中，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是在广东和福建地区，所有的特区也都是在广东和福建。上海和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一直到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见起色。为什么在1993、1994年之后整个长三角地区像凤凰涅槃般地重生？当上海和长三角地区进入到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轨道之后，用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就超越了走在长三角之前的广东和福建地区。

广东、上海和长三角率先进行改革开放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这跟邓小平关于部分地区先行一步的思路有很大关系。邓小平清楚地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战略上必须改变毛泽东时代的平衡思想，因为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是把更多的资源推向内地。邓小平的思想是要通过利用沿海的地理优势（所谓的比较优势）迅速地把中国经济纳入到全球的生产链过程当中。这个时候正好是亚洲四小龙需要把它们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出来的时候，所以广东和整个沿海地区的开放正好提供了一个对接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战略的话，沿海地区是不可能获得如此快速发展和进步的，特别是像长三角地区是不可能在过去20年有这么快速的财富积累的。这个战略今天我们很容易理解，它是符合了所谓的动态比较优势这样一个发展经济学的非常重要的理论的。

对过去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思考上面的重要问题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减速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因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而内地，也就是我们的中西部地区，其实受到全球危机影响的程度并不大。我到广东和宁波，见到了政府和企业的朋友，可以说大家非常悲观，因为那里的很多出口企业很困难，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不景气对当地企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外部的危机冲击了当地企业的出口，这些出口加工行业基本上都是中小企业，对它们的冲击实在很大。

中国大概有几百万家这样的企业在做出口。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因为世界上很少有一个国家存在着如此多只做出口而不做内销的企业。正常情况下，一个企业可能处在出口和内销之间的某个比例上。其中道理也不难理解，中国国内的市场整合不够，渠道资源多被垄断。中国的很多东西为什么比美国还要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整个物流的效率不高，大量的费用发生在中间环节。所以很多企业不愿意做内销，因为它没有渠道，而它要进入这个渠道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利润率很低，但做出口相对比较容易，不需要投入大量的中间费用。我认为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如果说中国要启动改革的话，其实一个很重要而又被大家忽略的改革就是流通领域的改革。国务院在2012年8月份的时候出台了一个关于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是没有引起媒体的足够注意。

在过去的20年，沿海地区迅速地变成了跟世界市场连接的一个加工平台。一个事实是，沿海地区是外资（FD I）和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沿海的FDI占了全国的85%以上。沿海的出口占了全国的90%。江浙沪三个地区的出口占了40 %，广东的出口占了30%，渤海湾占了17%左右。在过去20年，这一地区的投资和制造业贸易活动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为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立下汗马功劳。这也就是说，中国的贸易扩张和制造业扩张其实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沿海地区，跟内地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到差不多5 年之前， 中国经济的基本格局就是这样，中西部地区其实还停留在非常缓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当中。在这种情况下，外部的震荡和冲击首当其冲影响的是沿海地区，导致这些地区的出口加工制造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理应像金砖四国一样，经济增长的速度一下子掉到2%-3%，但是没有，我们仍然有7%，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其实很简单，因为中西部地区少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依然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大约2006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已经开始向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了，所以，即使沿海地区受到了欧美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但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依然保持了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