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成长，不止一个模式（2）

中西部将成中国增长新引擎

增长引擎从沿海向内地的转移是过去5-6年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现象，它表明中国的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个区域发展的模式似乎比东亚地区更吻合赤松要（AkamatsuKaname）在40多年前提出的“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of economic development ）”。事实上，过去的5年里，我们发现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资本正在向中西部转移。这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开始放缓的原因，这进一步导致沿海地区的工人工资持续上升。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这些年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本的这种跨地区的再分配。确保成功承接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性投资和企业的转移，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过去20年间，得益于快速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沿海地区成为了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而今天，中西部地区的生产率正因为资本积累的加快而不断提高，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也在缩小。我深信，中国地区内部的“追赶”对于中国从整体上缩小与发达经济之间的差距至关主要。对经济学家而言，这符合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 uznet）在1966年假设的模式，这也符合邓小平设想并希望遵循的不平衡发展的战略模式。

这个转变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过过去20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沿海地区迎来了新的成本条件。沿海的超高速增长最终带来了支撑增长条件的快速变化，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最终发生了变化。其实如果大家关注我们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这些年来在沿海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现象，比如企业面临招工难；土地供应日趋紧张；部分劳动密集制造业企业外迁等。这些现象是制造业成本开始快速上升的结果：汇率升值；工资上升；土地快速升值；这些变化引起沿海地区比较优势的逐步改变。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大概从2005年开始就大量地接收来自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资本的转移。

而那些留在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出口型中小企业必然面临严峻的局面。出口市场萎缩，订单减少，生产成本快速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大幅度减速不可避免。过去中国每年30%、40%的出口增长率，现在降到10%以下。

假如这个趋势继续维持下去会怎么样？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增长引擎从沿海往内地持续转移下去的话，中国的过度出口的现象会逐步消失。一直以来，中国被认为是一个过度出口的国家，可能从现在到未来10年会不断走向正常的贸易国家。根据经济学的引力模型，大国比小国的贸易占比要低。比如美国的贸易占GDP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20 %。日本在被中国赶超以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其贸易占GDP 的比重只比美国高一点，但也不超过30%。所以通常来讲，大国比小国的占比要低。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经济总量变得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从正常的发展规律来讲，的确应该是贸易占GDP 的比重和出口占GDP的比重会逐渐回落，从现在出口占GDP的40%逐步地下调到30%以下。这个下降背后的机制其实就是产业升级的过程，是我们的产业资本从沿海往中西部转移的过程。因为中西部地区就目前到未来的10年中，很难判断出大量的企业是做贸易的，大量的企业转向内地为的不是出口，而是内销。那些只做出口的企业留在了沿海地区，面临了金融危机的打击，很多企业还转移到了东南亚的一些国家。

有人做过一个研究，把中国的国土面积跟人均GDP限定住以后，发现2008年中国的出口占比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平高70%，跟英国19世纪中期差不多，可是中国应该像美国才对，因为是一个大国，内陆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理应更像美国，事实上我们却像早期的英国。这个现象反映的就是沿海发展战略在过去20年中扮演的一个角色，但今天沿海的出口优势在逐步地消失。这个优势的消失过程应该是中国贸易正常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的引擎在逐步往中西部转移的过程。我相信，在未来的5～10年里面，中西部地区在我们的GDP增长里面的份额和贡献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支撑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

自主创新推动沿海产业升级

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确保我们的增长引擎在往中西部转移的过程当中实现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现在沿海地区的经济跟亚洲四小龙的距离已经不远，但是怎么样能够缩短跟亚洲四小龙的差距，这是沿海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由于现在沿海地区的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需要产业的升级来实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在未来10年，沿海地区的物质资本的快速积累不再可能。所以可以想象，未来发达地区的产业形态一定是由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来驱动的。在未来发达地区比如像江苏、上海这样的地方，它的人力资本会变得越来越贵，物质资本变得越来越便宜，所以在国民收入里面，劳动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高。我们曾经利用资金流量表计算发现，在2000年的时候，劳动收入占当地GDP的比重份额较高的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沿海地区反而是低的。什么道理呢？因为经济落后的地区，工业化程度低，主要的产业是农业，农业使用的劳动比较多，所以劳动的份额就比较高。发达地区的工业化程度高，资本劳动比比较高，所以它的劳动收入占比反而低了。可以预料，从现在到将来的10年，发达的沿海地区随着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升级，人力资本越来越重要，劳动收入在GDP中占的份额会越来越高，这样才能支撑新的产业的形态。那些高新科技的产业和高端服务业，包括金融、贸易这样的产业，都是以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来支撑的。

所以在中国就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大量的中西部地区现在还在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那里还有相对便宜的大量劳动力，土地闲置还比较多。而沿海发达地区则面临产业升级、面临技术创新的问题，面临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从而成功转向所谓附加值更高的产业的形态，特别是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这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今天这样一个地区差异这么大的发展阶段，多态的发展阶段，我们很难指望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的改革和产业政策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实际上，现在广东提出“腾笼换鸟”，上海提出“创新驱动”等口号，其实反映的都是地方政府在寻找跟自己的发展阶段更匹配的产业形态的努力。中央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鼓励地方大胆试验、自主推进产业升级的做法，而不是用更加集权的办法或者用自上而下地推行产业政策的办法来实现整齐划一的产业升级。事实上，现在自上而下推进九大战略性产业的做法恐怕是难以成功的。

最后我想说一句话，中国过去的成功被总结为中国模式，但我一直说，如果存在着中国模式，那么中国的模式就是不止一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