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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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政府及国有资本的投资方向，变投资政府为“守夜人”政府。在这方面，深圳还应该有坚定的魄力

其实，十五大以来，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同公有经济一样是立国之本、执政之基。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 上，由于对公有制的阶级崇拜和对私有制的意识形态上的歧视，出现了大量的“玻璃门”和“弹簧门”现象。另一方面，政府和国企凭借充足的资金不仅涉足一般竞 争性行业，而且直奔暴利行业。甚至国有垄断企业还通过建立财务公司进入金融领域，或直接组建旨在做大做强、保值增值的国有资产运营公司。市场经济的运行是 不能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的基础原本就是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只有深化改革政府及国有资本的投资方向，才能建立起巩固的市场经济的基础。所 以，在未来的深化改革中，必须划分政府投资的边界，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与结构，在制度设计上扫清民间资本“平等进入”、“非禁即入”的制度性障碍。除涉及 国家安全必须实行垄断经营的行业外，所有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同时，严格限制垄断链条向竞争性服务行业延伸，不仅不能扩建资产运营的“政府公司”，而且还 要加快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同时更要加快国有资本从竞争性行业退出去的步伐。

著名学者“休克疗法”之父杰佛里·萨克斯曾说：资源管理是中国的最大挑战。大体上我相信，一个混合经济意味着有市场体系，也会有政府的位置。政 府的作用就是帮助穷人，建设基础设施，促进技术创新，保护环境。如果有一个运行良好的混合经济体系，就可以实现最好的结果。如果滑向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 即要么只有市场，要么只有政府，那就无法运行。杰佛里·萨克斯的话，不仅明确了政府投资的方向，更道出了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真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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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变政府财政为公共财政。在这方面，深圳应当有更大的胸怀

有学者说，特区中的城市有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城里人”，谁是“外来工”。中国收入差距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差距。对特区来说，加快城市化建设进程的重要内容，就是早日把这批30多年来实际上已经成为特区建设大军主体、特区服务业大军主体的，占实际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的同时，也转化为与城里人平等享受社会剩余的市民，以便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步进行，工人化与市民化的同步实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出现作为整体的特区消费群体，才能形成城市的凝聚力和以平等、尊重、责任感为核心的市民文化意识。这正是特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最大的政绩所在。

改革开放初的10年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2%左右，投资仅占34%左右，出口还是负增长。然而随着经济的增长，消费的贡献率逐年下降，而投资的贡献率逐年上升，并占到了50%以上，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从世界范围看，大部分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劳动收入占GDP比重都在65%到80%之间。目前中国劳动收入占GDP的份额在40%左右，并且已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不仅不利于消费的增长，也从根本上制约了从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高低，是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多少实际好处的体现。而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消费贡献率的下降，则意味着增长所带来的普遍共享的福利感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提升。从根源上说，无疑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所致。从整体趋势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在政府、企业、居民收入结构上，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垄断壁垒和公共权力让垄断行业以及使用公共权力的部门的人获得高额丰厚的垄断收入。中国的基尼系数几乎超过了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接近0.5这个国际公认的最高警戒线。然而真正危险的还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深埋在人们心中的由不公平带来的对立情绪。

邓小平晚年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的预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仅需要“道德”、“良心”，还需要良好的“制度”与“政策”，更需要执政者拥有正确的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是实践中国梦的根本出发点。国家或一方政府不是一个追求盈利的增长主义的公司，国家的本质是主持正义。著名学者苏东斌教授曾说：以人为本的理念的核心并不是经济增长，而是社会的和谐。而和谐的基础与前提就是社会公正，公正创造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