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与“乡土中国”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很多人知道的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江村”调查中发展出来的乡土工业的经验，但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提出的以都市化和工业化为核心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学说，却较少为人所知。特别凑巧的是，吴景超和费孝通作为这两派学说的代表人物，不仅有长久的师生之谊，而且在学术上能够相互肯定、相互欣赏、相互批评，成就了一段学林佳话。

费孝通说：“吴先生在当时的条件下，放眼世界，看到世界中的中国的地位。我一下子钻到土里面去，到乡土中国里面去……”

吴景超的视野非常开阔，特别注意吸收世界范围现代化进程的资料加以比较，从中找出中国可以吸收的经验；他又特别注重搜集社会统计资料，尽可能以数字来揭示客观的社会现实。费孝通跟随吴景超的清华同班同学吴文藻奠定了社区研究的路径，即注重运用人类学方法对具体社区，特别是农村社区作显微镜式的深入观察。用费孝通后来的话说：“吴先生在当时的条件下，放眼世界，看到世界中的中国的地位。我一下子钻到土里面去，到乡土中国里面去……”

1934年秋，费孝通进入清华研究院社会学部，师从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教授学习体质人类学。在清华研究院，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接受更为专深的人类学专业训练，以便在研究实践上完成他的学术领路人吴文藻教授所心仪的社区研究。

费孝通和吴景超在学术上走的是两种大不相同的路径，但对于吴景超的学术创见，他是很熟悉的，并且能够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加以提炼和吸收。他说：“我们互相欣赏，他的‘第四种国家’，我对他的这种分类，就是到现在还在用，这就是工农比例。现在讲小城镇，讲中国农村的发展，最后总要有一个比较，有个基础，就是工农比例。如苏北是三七开，到了扬州是五五开，过了长江是倒三七开。这样才能表示得清楚。实际上这个方法是我从他那里学来的。”

费孝通从吴景超那里学到了从工农比例来分析中国农村的发展，但是他的研究是注重从农村出发、从微观出发来理解中国社会，来寻求中国农村的发展模式。这与吴景超注重从都市出发、从宏观出发来寻求中国农村和城市社会发展道路有相当的差异。这两种路径，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尽管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但是也是可以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的。费孝通是一个聪明人，他从吴景超身上学到了长处，看到了吴景超的学术成就，同时也看到了形势的变化，看到了吴景超的路径不能达到的地方，从而采取新的办法进行研究，发展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学术思想体系。

如果说早年费、吴差异多于相同，那么到了费的晚年，他却越来越体会到吴景超学术路径的长处了。这当然主要是时代形势的变化引起的。将近80岁时，他还表示，对世界经济的总的情况，以及宏观的认识要补补课，“乡下人要上街、要进城。我的头脑要从乡土中国进入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过去中国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家，注重乡土社会的经验，从实际出发，从乡土工业和小城镇发展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当然也有其合理性；但长期局限于乡土经验，不能放眼世界，以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为核心来带动农村的发展，确实有其弊病。

费孝通的心路历程，可以说真实反映了中国现代化所走过的这两个阶段。

吴景超对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评价很高：“描写一个区域里的农民生活，像本书这样深刻细密的，实在还没有第二本。”

抗战时期费孝通除了在美国访问一年以外，先后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不过，他和吴景超也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学术交往的。吴景超在这一时期先后为费孝通的两本新书写过书评，一是在英国出版的英文版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一是1941年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室的油印本《禄村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