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与“乡土中国”(2)

“放眼世界”与“乡土中国”(2)

吴景超对费孝通的成名作《江村经济》评价很高,他说:“据我所知,在英文及中文出版书籍中,描写一个区域里的农民生活,像本书这样深刻细密的,实在还没有第二本。” “我们看了这本书以后,觉得中国各地,应当有许多学者。用同样的方法,把各地民众的真正生活,描写出来,让大家读了,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有更深刻,更广泛的认识。”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个人能认识清楚的地方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依靠地理的著作、游记或旅行得来的认识多是肤浅的、粗枝大叶的,乃至于与真相不符合,而费孝通的这一类书能够补救这种缺点。

在给费孝通《禄村农田》一书所写的书评里,吴景超写到:“《禄村农田》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在我们学社会学的人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在代表着中国的社会学,走上了一条新的途径。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国的社会学者的主要工作,在于介绍西洋的理论。真能利用西洋的理论与方法,到中国的社会里去做实地研究的,可谓绝无仅有。现在费先生带领着一班青年的社会学者,在云南切实的做了许多实地研究的工作,而且已有好几种油印成书。我相信这种风气的提倡,一定会替中国的社会学奠定稳固的基础,盖起庄严的建筑。”

吴景超对《江村经济》和《禄村农田》的高度评价并不是简单地赞誉费孝通本人,而是与他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方向的思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1947年9月,费孝通最重要的理论著作《生育制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景超读后大赞真是一本好书,随即写了一篇书评《婚姻向何处去?》。他在文章开头一段就说:“费先生的书,我读了已经不少,但这一本书,无疑的是后来居上,在他所有的社会学著作中,要算最有贡献的一本。就在中国社会学界中,过去二十年内,虽然不断的有新书问世,费先生这一本书,内容的丰富,见解的深刻,很少有几本书可以与他站在同一水准之上的。”

将这样高的赞誉给予一位学界后辈,在吴景超来说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吴景超通过书评活动对费孝通的肯定、欣赏与支持不是简单的“捧场”,说一大堆肉麻的溢美之词加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指出“白璧微瑕”。他的赞誉是有高度的,他总是着眼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途,指出费著的精要之处以及它的推广价值。

吴景超对费孝通的著作,也有“对事不对人”的具体而犀利的批评

吴景超对费孝通著作的批评也是很具体而犀利的,但所有批评都是“对事不对人”,保持了评论的价值和尊严。

比如,他在《禄村农田》的书评里,一方面肯定有别于普通“社会调查”而偏重于学理探讨的“社会学调查”所具有的方法论优势,另一方面又指出费孝通在运用这种方法论时表现出来的不足。他认为,“只能用个案法,其目的则在细密的描写各家的生活实况,使读者对于各家过日子的酸甜苦辣,有清楚的认识。但是作者除叙述各家生活实况外,还算出他们各项生活费用的百分比,并以所得来批评恩格尔律,这不能不说是误用了统计法。统计方法,只有大量材料在手时才可利用。五家的统计,样本太小,即使结果与恩格尔律不合,也不能证明恩格尔律的不确。”

再如,对于《生育制度》一书,他认为费孝通片面强调生育行为损己利人的一面,因而将生育制度归结为全社会安排下来强迫人们接受的制度,并不是一种全面的分析。“经济的动机与宗教的动机,都可以使大多数的人,把生育子女,看做一种利己而非损己的工作。人种所以能够繁衍到今日,这是重要的原因。”类似这种讨论性意见,基本上每篇书评都占有一定的篇幅,有的甚至是主要的篇幅。

吴景超的评论意见很细致,全书的结构布局、章节编排顺序的合理性都没有逃过他的注意。如对《江村经济》一书,他说:“本书所注意的,是农村生活的两大方面,家庭与经济,作者先论家庭而后讨论经济。假如把这个次序改变一下,先讲经济生活而后论家庭,是否格外合理,加增读者的了解能力?林德教授的《中村》(通译《中镇》——引者),便是先讲经济的,我觉得他的办法,很可仿效。林德的书中,还谈到教育,宗教,娱乐,政治等问题。如欲读者对于一个区域中人民的生活,有整个的了解,这种种问题的叙述与讨论,是不可少的。希望作者于本书再版时,加入这些材料。”

关于中国手工业前途,吴景超和费孝通进行了一次很热烈的辩论

1945年冬,费孝通与袁方、张之毅、张荦群四人关于中国手工业有一次谈话,由费孝通把讨论的结果写成文章,作为四个人的共同成果。后来以《人性和机器》为名出版。1946年小册子又在生活书店印了一次,所以颇有流传。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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