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少一些冷漠的“洁癖”

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新闻了。拒绝农民工入内的公厕管理者或所有人，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嫌一部分人弄脏了厕所，又或者嫌有人把公共厕所当成了免费澡堂。对承担打扫任务或者水电成本的人来说，这样的顾虑或许有一定道理，但既然是面对公众开放的公共场所，却独独用红色标语的形式，拒绝一部分人入内，那这种歧视给他人带去的难堪，照见的唯有拒绝者的自私和冷漠。

城市接纳外来农民工，因为只有他们愿意干那些最苦、最脏、最累的活。但这种接纳，不应该只是出于城市的需要，更意味着我们该给他们更好、更有尊严的生活，以回报他们的付出；意味着在他们的某些举止不符合公共生活规范时，我们有义务善意地提醒并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改正，以便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而不是生硬地将他们拒之门外。

想起了那些在地铁或公共汽车上，明明有空位，却宁可蹲着也不愿落座的农民工们，他们该是在城市里遭受了多少斥责、拒绝和白眼，才有了这样担心弄脏座椅、给他人带来不便的“自觉”。农民工已然有了“主动让步”的卑微，我们又怎么忍心在这卑微上再踏上公然歧视的一脚？

有市民提出了更温和的解决问题方式，希望这能给业主带去一些帮助。其实，素质不是体现在身份上，当然也不只体现在会不会弄脏厕所上，而更体现在能否善意、宽容、平等地对待他人，尤其是弱者上。 

根据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规定，居民被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在改革开放以前，人口并不能自由流动，在传统体制下，农村人口转入城市是在统一计划条件下进行的，未按照计划转入城市者被称作盲流，受到严格管控，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管控依然存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一直受到歧视。

建国后中共制定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就不同意将迁徙自由写入宪法，他认为人不能想到哪儿就到那儿，得有制度；城里人就是城里人，乡下人就是乡下人，不能随便来回移动。

195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大量农村贫困人口流入城市，中央政府数次发布指示，要求限制农民进城，这种限制到大跃进时更加严格，与之相适应的是出现了截堵、收容等制度。图为1990年，深圳吸引全国各地人才涌来寻求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