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灾难中的大作用（2）

2问 与汶川地震相比，此次传播有何新特点?

程曼丽：“5·12”汶川地震发生在2008年，当时互联网技术应用不如今天，虽然新华网在地震发生18分钟后就发了快讯，比其他传统媒体都快，并且在当时已经被认为有很大突破了，但是与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今天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当然，除了传播技术上的原因之外，政府方面信息发布观念的保守、滞后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像前面讲到的，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升级，它在突发事件播报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甚至已经成为传统媒体报道的重要信息源。但事情往往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正因为新媒体，尤其是微博具有参与面广、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它的可信度和导向性等问题也屡屡被人们所提起。

在突发事件的传播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当权威性的信息还没有发布时，一些传言和谣言已经通过微博平台传播出去了;一些网友还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呢，就已经情绪化地转帖、评论了。由此产生的舆论声浪无论对事情本身还是当事人的影响都是非常负面的，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好在网上的一些舆论领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提出了网民的自律问题，呼吁网民不转发没有注明来源的信息，没有得到证实的消息不轻信等等。这其实是媒介素养以至公民素养的题中应有之义。既然我们已经进入媒介化社会，就要提高全民的媒介素养，用好新媒体，减少它的负效应，发挥它应有的社会功能。

3问 媒体如何保证适当的参与度?

程曼丽：突发事件一般都是重大事件，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注度，符合媒体有关新闻价值的诉求，所以媒体必然介入，必然报道，国内国外都是如此。像美国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国内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派重兵奔赴灾区报道;在日本，只要地震发生，媒体记者就会很快在灾区集结，这被看作是职业精神的表现。这是自然产生的现象：灾区现场是救援大战，荧屏上、版面上是新闻大战。应当承认，媒体的总动员、齐上阵，对民众详细了解灾情信息具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媒体在短时间内的扎堆采访，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是学者们指出的有可能挤占道路、交通、供给等救灾资源，给灾区带来负担。在这方面，地震频发的日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日本建立了媒体的灾难报道体系，媒体之间签订有“紧急事态下互相支援协议”，可以保证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有效联动。其次是对灾情的过度挖掘、过分渲染，容易使受众的认知偏离客观事实，产生病态焦虑。目前一些媒体的“新闻策划”就是在对社会焦虑推波助澜。当然，也有一些恪守专业理念的年轻记者认为细节越真实，整体就越真实，所以他们努力去呈现一个个生动的细节。但是他们恰恰忽略了一点：有的时候细节越真实，整体就越不真实。一些记者跟着央视的直播区域走，忽略直播地图以外的受灾地区，就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