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2）

从速度追赶到双重追赶： 均衡中国的新一轮战略

我们党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根据需要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追赶目标。如定量的指标体系从十六大提出追求 GDP 翻番，到十七大提出追求人均GDP，再到十八大提出 2020 年 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 2010年翻一番，全面小康社会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这一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与 GDP翻番指标共同写入党代会报告，彰显出今后中国共产党会更注重人民的收入水平、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民众的社会保障水平，更加注重追求人民幸福的目标。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十八大报告将十七大报告中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提法，调整为“关键”。这一改变并非无足轻重，而是精心谋划。这意味着过去集中资源投放于经济建设领域而形成的非均衡发展格局以及所造成的问题，必须在新的相对均衡的发展阶段中予以正视并妥善解决。例如，收入、机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不平等问题不解决，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冲突有可能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十七大报告中，对于发展速度的要求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十八大报告在今后经济发展的部署和任务中，没有再继续沿用“加快发展”这个说法，即使对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也没有要求“加快发展”。这充分说明全党已经高度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必须从过去追求增长速度，转变到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发展立足点上来。

综合来看，以“两个翻一番”和“两个全面”的目标特征所界定的第二轮追赶战略，虽然与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为特征的追赶战略相比，在本质属性上仍然属于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战略，但在许多实质性问题上却发生了根本改变。这种变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略的背景不同。实施第一轮追赶战略的基本背景是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和现实。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成为迅速实现追赶的唯一可以为社会各界接受的发展理由。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中国政治诉求和经济政策倾向于追求速度和数量，就是一种完全可以被理解的行为。经过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跨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也迈上了大台阶。在中华民族逐步崛起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根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调节好生产、收入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在保持生产率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使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迈上新的台阶，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发展实惠。

第二，战略的出发点不同。第一轮追赶战略的出发点是脱贫，迅速脱离贫困是一切发展的核心问题。为此，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实施非均衡的发展。该战略成效明显但也遗留下来许多日益严重的民生问题，如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比重偏低，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差距，占总人口十分之一的贫困人口等。这成为第二轮赶超战略的基本出发点。解决这些问题既是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进一步发展、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目前全球70%的贫困人口分布于中等收入国家而非低收入国家的现实，值得已经步入基本小康社会并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的中国警惕。中国过去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奉行增长第一的策略，导致了收入和资产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平等，抑制了居民消费和国内市场需求的形成。这些因素都被认为是部分国家经过近半个世纪挣扎，依旧未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第三，战略目标的内涵不同。过去的追赶战略，一切围绕发展速度，推动发展的立足点只是GDP，只有速度，盲目追求高速度，甚至互相攀比速度。这导致我国发展的质量效益不高，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方面积累了较多矛盾和问题。十八大所确定的追赶战略，则是一种混合型的、相对均衡的追赶目标：GDP翻番目标是要解决发展速度问题，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充实和内涵的提升，则要解决民生和收入提升问题，属于经济、社会、文化、法制、生态等相对均衡发展的追赶战略目标。这种混合型的、相对均衡的追赶目标，体现为发展速度不再是我们所追求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追求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