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5）

对政策决策者来说，为了应对要素价格不断上扬的压力，首先是货币政策当局需要控制好货币的发行量，这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前提。但是这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还远远不够。考虑到中国物价的变动极大地受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后者又不是货币管理当局能够有效控制的变量，因此需求管理政策需要辅之以供给面的改善政策，以扩张有效供给和改善供给结构。例如，世界油价问题、粮食进口问题、矿产资源进口价格问题等，都是显著地影响中国物价总水平的重要变量，都不是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可以自主调节的变量，而需要从供给角度开拓新的多元化的供给来源，或寻找新的替代解决方案。再如，为了应对“低增长、低就业”的压力，必须纠正长期的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不良倾向，把发展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低一些的增长率不可怕，可怕的是增长无效率。政策决策者应该追求的是“居民有收入、企业有利润、政府有税收”的协调同步增长。为此，未来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要从偏向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到偏向于追求直接关系民生的就业和反通胀上来，不断完善各类社保、医疗和养老体系，由此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对企业界来说，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对从事实业的企业压力最大，但是也会给勇于创新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一是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提升，是企业抓住商机变化的重大战略机遇。全面研究和把握居民消费的升级趋势，在更加差异化的细分市场中找到蕴藏着的巨大商机，体现了企业战略管理的水平和能力。二是以收入增长为依托的内需扩大，必将带来具有本地化生产和消费特征的中国服务业的大发展，率先行动的企业将在各类生活类服务业如养老、医疗、健康、家政、旅游等领域找到重大发展机遇，在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保险理财服务、法律财务咨询服务、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找到新的增长点。三是消费的升级和差异化，将给企业以明晰的信号，引导企业沿着创新驱动方向发展，从而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消除工资快速增长的负面作用。

经济变革的战略途径：向结构调整要速度、要效益、要质量

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2008 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至今没有完全消退，全球经济正运行于重大技术革命到来之前产业结构调整的周期性底部阶段，一旦以3D打印机为特征的智能化技术革命浪潮正式确立，世界经济将由此进入新一轮上升阶段。在此之前，全球经济将长期处于衰退的底部阶段，中国将长期面临并不宽松的全球发展环境。而影响国内中长期经济运行的环境因素，是前期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土地红利都在逐步消失，同时体制瓶颈、发展瓶颈、资源瓶颈、环境瓶颈等制约因素集中出现。

另一方面，支持持续增长的因素则表现为，新一轮改革的制度红利正在发力； 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虽然在减弱，但是人力资本红利正在累积；低成本模仿和学习的红利趋于消失，但是创新驱动的红利正在增长。另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其实使中国的发展更加具有缓冲能力，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同理，中国具有众多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和城市的再城市化的红利，也有很大的空间和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