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4）

第二，除劳动力要素之外的其他要素价值都在被重估，中国过去偏低的要素价格正在补涨。近年来，中国各类能源成本的飙升，用地价格的持续上升，高昂的利率水平等现实因素，由此叠加上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人口数量减少及老龄社会来临后的家庭抚养比率上升、社会福利程度提高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等，不难发现，十八大承诺的民生工程一方面意味着发展重心的转移和重视追求人民幸福，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将在外生推动和内生驱动下面临着十分强劲的要素成本上扬趋势。由此必将带来劳动、人口、收入、消费、环境等一系列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增长、民众环境意识高涨，是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关键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回归满足民众利益增长的需求的基本途径之一。

第三，这一场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的变革，会对中国经济自发地产生波澜壮阔的变革冲击，迫使经济出现以“转体制、转方式、转发展的立足点”为主要特征的转型升级需求和压力，同时这个过程的主要副作用是可能难以避免的通货膨胀趋势。一方面，前一种情景正是我们过去梦寐以求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即经济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和推动力量开始形成，发展进程越来越接近于人本化的本质要求。过去我们推行的转型升级之所以成效不显著，是因为经济变革缺少这样一种内生的动力。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个环境形成的过程中，如果不断上升的要素成本难以被相应的创新和生产率上升所消化，就必然会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如民众收入的不断提高将推高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消费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平，同时使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劳动的机会成本提高，由此带来经济体系中的连锁涨价反应和物价总水平长期上涨的潜在压力。

第四，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会下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这种条件下，意味着企业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等创新驱动因素支撑，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因此它预示着中国将进入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的快车道，但由此经济增速会降低。这是因为：一是低附加值出口导向的企业势必会被挤出国际市场，原来某些低技术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会被逼转移到周边一些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二是成本高企态势下的市场竞争，虽会“倒逼”企业产业升级，但暂时不能适应的企业会因此而破产倒闭，这是以适当速度换取结构调整的代价之一，也会表现为速度降低；三是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者选择自由度增加，企业之间竞争消费者的力度空前提高，企业投资风险更大，投资行为也会更加谨慎；四是在过渡到以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将直接面对发达国家高竞争力企业的竞争，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和由此决定的市场差距，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空间。

第五，在可能的“高通胀”、“低增长”的经济滞胀中，社会可能因此付出高失业率的代价，经济将可能较长期地陷入“低增长、低就业、高通胀”的“滞胀”漩涡。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的历史经验看，显然短期承受这种“阵痛”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未来化解这种两难选择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尽快进入创新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这种转变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减少对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过分依赖，转向更多依赖第三产业； 二是把过度依赖出口、投资转向依赖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互相协调；三是把依赖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上。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资本调整和劳动调整，由于要素调整尤其是劳动的刚性，社会必然会出现各类结构性失业。如果发展的动力机制转换不力，发展的社会保障基础不牢靠，中国就极易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陷入发展的陷阱。

因此，我们说要避免陷入发展的陷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说要在相对均衡追赶战略下，面对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变革的挑战，及时转换发展政策取向，从而抓住新经济变革所提供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