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6）

中国发展的经验证明，我们的困难不在于速度的高低，而在于在既定的、适合的速度下，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如何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向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就提出了如何围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做好持续发展这篇文章的问题。发展理论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积极主动地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迎接新经济变革所提供的战略机遇的不二法门。向结构调整要效益，向结构变化要速度，是走出仅仅依靠投入和消耗维持发展速度的怪圈、全面进入集约化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标志和途径。

笔者认为，十八大后的中国在追赶战略目标下，需重点考虑以下几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问题，以建立顺应经济重大变革时代的均衡发展机制：

第一，从需求结构看，最重要的是必须调整好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均衡关系，确立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只有需求这个龙头调整好了，整个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会有正确的方向。以追赶战略下增长所依赖的市场为例，过去追赶战略所依托的是外需市场，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逐步失去了这种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的增长条件，因而怎样利用自己的内需市场去实现新一轮的追赶，就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选择。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背景下，目前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分崩离析，同时欧盟和美国将达成一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被打破后，它们之间每年的贸易总额将达到4500亿欧元左右。为此，需要中国学者认真严肃地评估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具体内容，以及一旦实施可能对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影响。总的来看，这种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迫使中国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调整开放战略，更紧迫地实施基于内需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再如，虽然从总体上看，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力量的支撑，我们不可能诱导企业生产率增长从而消除成本高企态势下的各种负面作用，但是如果这种需求仅仅是外需而不是内需，也无法引导企业进入自主技术创新的轨道，更无法实现赶超战略下相对均衡发展的目标。因为实践证明，自主创新必须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基于外需进行国际代工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国际代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只能做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的业务(如加工、制造、装配)，而无法做“中国设计”和“中国创造”。因为在国际代工下，一方面，中国的比较优势将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另一方面，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和业务又被牢牢地掌控在跨国企业手中。在开放的全球化经济中，发展国内价值链，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和纵深的产业转移基地，培育掌控产业价值链两端的中国跨国企业，才能够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此，需要我们依托内需市场组建中国跨国公司，建立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才能抓住新一轮经济变革环境所提供的发展机遇。

第二，从供给结构看，最需要调整的是产业间均衡关系和产业内均衡关系，建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间的均衡关系和产业内部的均衡关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实体内容。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建立中国产业间的均衡关系，就是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替代那些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传统产业，替代那些容易引起经济泡沫、使经济过度虚拟化的产业，就是要摆脱对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的依赖，降低对低附加值、高消耗产业的依赖，解除房地产泡沫绑架经济发展进程的危险格局。建立产业内部的均衡关系，就是一方面要打破市场结构的垄断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放手让民营经济进入，进行充分竞争；

另一方面，要通过竞争和并购等资产重组形式，在现代产业体系内形成以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为主的市场结构，代替那种“大企业不大、小企业不小”的低水平过度竞争格局，利用自己的内需力量培育和壮大中国的跨国公司。因此，产业的均衡化和高度化，既表现为经济资源不断地流入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高生产率的产业部门，同时不断地淘汰那些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传统产业，也表现为产业内部的资源在市场信号驱动下通过竞争选择向效率高的企业集聚和集中的过程。供给结构调整的通俗说法是用加减乘除法：( 1) 加法。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让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从而逐步替代房地产这个事实上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2)减法。要逐步淘汰“三高一资”产业，使政府预算逐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再建立在类似泡沫化的房地产业等的“沙滩”上。( 3)乘法。要通过完善鼓励创新的措施，提升科技在发展中的贡献度，增加专利和核心技术。( 4)除法。通过法制化建设，推进市场竞争环境的相对公平化，使市场主体进行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竞争，对称化市场主体的权、责、利，从而形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