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后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3)

十八大后中国经济的战略取向(3)

第四,战略的支撑点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才真正启动的第一轮追赶战略,经济增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依靠的是开放,走的是出口促进发展的道路。最初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外汇以进口急需的设备和原材料,发展到后来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的出路问题。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国内收入低、市场容量小所导致的“市场缺口”,主要是通过出口这个重要的支撑点来解决。经过1992 年邓小平南巡后的开发开放,尤其是加入 WTO 后的迅猛发展,中国成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但是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暴露出发展方式严重粗放的问题,必须尽快转向“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利用自己的巨大市场容量作为发展的支撑点,即“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中国的创新型经济”。这不仅是为了消除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过剩产能的困境,更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引进高级要素加速发展的机遇。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前提,是要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的市场优势不可能发挥出来。由此进一步凸显了适时纠正非均衡战略、尽快实施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第五,战略的实现机制不同。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和追赶战略,直接导致了强势政府和弱势市场的机制匹配格局,以及依靠“储户、农户、散户、外来户、购房户”的资金来源和集中使用的方式。以发展为第一取向的产业政策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扭曲,是我们理解当今中国几乎所有发展矛盾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整体上进入基本小康社会以及社会经济矛盾的日益突出,追赶战略目标和内容的转换不仅意味着中国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变革,而且意味着我们的资本积累和集中、收入分配政策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支持新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未来的经济体制要把“强政府”与“强市场”有效结合起来,并以此改革发展资金积累的来源和使用方式。我们需要通过“强政府”来消除市场失灵领域的非均衡格局,如消除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的不平等,实施更加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给每个人提供共享发展成果的平等机会;我们需要通过“强市场”来消除政府管理过多、管制过度、管控过死等体制弊端,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扬:新一轮追赶战略下的经济变革

经过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速增长轨道。2011 年全国经济增长率跌下 10% 的平台,2012 年则跌破了 8%的平台。未来我们不得不习惯于面对长期相对低速增长。实施相对均衡的追赶战略,对中国经济体系的影响机理和效应,主要表现在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中长期增速下滑与成本上升以及内外部双重夹击的多种挑战,这一挑战所引发的革命,将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笔者认为,转型面对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但是转型必须找准方向和路径。

第一,作为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的劳动力价格正在被重估。如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从 2008 年开始反转,2010 年这一指标已经从2008 年的 41% 上升到 48%;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也在上升; 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自 2007年起逐年上升。我们的调查发现,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工资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在不断上涨,沿海很多地区工资的年增长速度在 20% ~30%。显然这一工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 GDP的增速,也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逆转,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从 2004 年的 1. 5 亿下降到2012年的三千多万,由此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如果考虑中美两国生产率的巨大差异,考虑到航运成本、隐藏的“冰山成本”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相对于美国趋于收敛,是促进美国“制造业本土化”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未来若干年内外贸顺差占GDP 的比重稳步下降的内在驱动力。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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