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多元时代达成共识，难在哪里

《思想的原野》，公方彬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个理论从提出到多数人认同，在一元时代相对容易，贯彻落实也并非难事。但在当下多元时代，要整合理论、达成共识，就非常难。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太快，新生事物太多，就如乘坐在火车里，刚看清眼前景色就被新图景所替代。比如，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序快速提升，由受援到助人，由跟着他人制订的规则跳舞到参与规则制订，仅仅30年。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世界政治生态变化带来的影响，因为由此而来的是新的博弈规则的形成。

其二，理论工作者的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偏弱，尤其缺乏敢于为真理献身的勇气，制约了重大创新理论成果的产生。两年前我曾发文提出中国为什么难出思想家的命题，在种种原因中有梁启超所归结的“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理论工作者原本走在社会的前列，其存在天然的风险，没有担当和牺牲精神，就只能解读和诠释。

其三，社会大众除自身参与不够外，尤其没有承担起为大思想、大理论的产生创造良好环境氛围的责任。看一下人类发展史，那些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思想家都是产生于优良的土壤。仔细想想，我们是不是把自己化作成了思想和思想家成长的推动力量，而不是相反。其实，如果我们每每为新锐思想而诧异时，就意味着自己尚未成为理论创新的推动力量，而是羁绊者。

其四，在一元的时代整合理论易，在多元的时代整合理论难。在理论建设方式上，我们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政党理论多出于思想家、理论家，并不一定出自政党或政党领袖，比如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是建立于亚当·斯密、卢梭、洛克这样的大思想家的理论之上的，政党和政治领袖只是拿来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西方国家不同，多是执政党的领袖提出和创造新的理论。同时，完成宏大的理论，领袖需要借助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群众来进行。为什么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就是这个道理。当然，由于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权力运行、文化传统的原因，领导人在理论发展上所起的作用更大，更具主导性，这也是事实。